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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2)

  忠、恕
  《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
  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3世纪、2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大学》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絜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絜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知命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后面我们将看到,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做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做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请看孔子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混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的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2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的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1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1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19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他本来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是远远不是唯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例如,有一个与他同时的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从前面的引证,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的一些人也这么认为。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作,这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的文化。他坚持了古代中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又创立了一个有力的传统,一直传到最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时代,中国又面临巨大而严重的经济、社会变化。最后,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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