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到！面对死亡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聂鲁达奋笔疾书，写出散发着火药味的战斗诗篇。同时，他也从没有在追求美好未来的道路上稍停。尽管他已重病缠身，尽管政局动荡不安，但他仍然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未来，他坚信：来日方长。他把刚完成的8部诗稿交给出版社，这是他为自己即将到来的70岁生日献上的厚礼。他重视过生日，而且一向有自己特殊的庆祝方式，那就是做出新的贡献。他要求不要马上出版，等到1974年上半年再出。
1973年初，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就通知诗人，1974年7月12日，在他满70周岁时，要举行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将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参加，当然，还有全国人民。在接受了诺贝尔奖回到智利时，诗人曾受到智利人民的热烈欢迎。而即将到来的他的生日庆祝活动将更盛大。为了对人民的盛情给予哪怕是极小的报答，诗人着手准备他的“魔匣”——生日礼物，他要给所有爱他的人一个意外的惊喜：8部诗集！因此，它们应该在他生日前夕作为献礼和人民见面。
智利灾难性的政变，使这些诗集不幸成了聂鲁达的遗著，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但其中《被剥离的玫瑰》在诗人生前，1972年，在巴黎出过法文版。它是诗人复活节岛之行的产物。20年前，聂鲁达在《漫歌集》第十四章《大洋》中就专有几节描写过复活节岛：“拉帕·努伊；石像的建造者（拉帕·努伊）；雨（拉帕·努伊）。”但他第一次踏上这座曾是火山世界的小岛却是在1970年。
他爬上拉诺·拉拉古火山口，凝视那深不见底的圆形洞口，据说那是举行活人献祭之处。忽然，从那无底深渊里冒出一团潮湿而浓重的亮光，笼罩了洞口上俯视的人们。天下着雨，风呼啸着扫过山顶。雨雾笼罩下的天地显得十分寂寥，显示出一种摄人魂魄的美丽。仿佛有声声呼唤传入人们惊惧的耳朵，那是被献祭少女不屈服的呼声。出身自岛上最古老家族的向导玛尔卡利达催促着说：“快走吧，神发怒了。”
诗人曾穿行在巨大的石人雕像行列中，仰望他们突兀在蓝天上的巨大头颅。这些被当地人称为“莫阿伊”的巨石人像全都是大鼻子，深眼窝。他们沉默地矗立在这被称为“地球之脐”的复活节岛上，注视着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不知已有几千年之久。
他们是怎么从拉诺·拉拉古火山走到海边的？对于这个问题，玛尔卡利达严肃而又不以为然地回答：“当然是自己走来的了。”这是岛民们世代笃信的说法。在那样的氛围中，不由得你不信。
拉帕·努伊古老神秘的文化给聂鲁达留下深刻的印象。复活节岛之行激发了他追本溯源的怀古幽情，他写出了在这些巨石面孔上寻找永恒的哲学沉思。
成为遗著的不少作品，是聂鲁达躺在病床上倚着枕头，面对每夜都在门外窥伺的死亡写出来的。他的笔并未就此停歇，《回首话沧桑》还未最后完成。除了写诗，他还忙于各种事务。
聂鲁达计划办个黑岛出版社，专门为藏书家们出版印数不多、装帧独特的珍本。他考虑得很具体：首先出版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的情书集，由他作序。为此，他特意找到智利著名记者路·阿·曼西利亚，委托他具体办理。
诗人在离黑岛不远的海滨买下一块地皮，他要为那些没有钱却多梦的穷作家们建一个作家村。他用在海边写成的作品的稿费付清了这笔费用，借以回报浩瀚大海对他的厚爱。距那儿不远就是巉岩累累而陡峭的特拉尔卡岬，这是一个阿劳科语名字，意为“霹雳岬”。因为在那儿，大海撞击峻峭海岸掀起的滔天巨浪，高可达百米。诗人自己已经得以住在海边、对着浪涛吟诗冥想，但他希望他的作家同行们也能有福气面对大海构想未来。对于他，大海不可须臾或缺，这是他诗思泉涌之源。诗人为这个未来的作家新村取了名字：坎塔崂，还为它郑重安放了“奠基石”：锚。这位一生都在出航——返航的航海者，这位大海的儿子，视锚为最好的奠基物。
与此同时，诗人正致力于“改造黑岛”：这里应当修起花园，建个广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诗人负责组织工作。
他还促使阿连德政府同意建立黑岛文化之家，他要在那儿办展览，长期展览穷苦的人们手工织成的壁挂。他们用的不是精致的丝绸而是低廉的粗麻布。在村舍暗淡的灯光下，这些穷苦的人们在粗麻布上织进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渴望。诗人希望这些产生于民间的壁挂能走遍世界。
1973年7月12日，黑岛：聂鲁达卧病在床，接受人们对他69岁生日的祝贺。他提出，人民联盟政府有一件大事该办：建立阿劳卡尼亚大学，教授土著语言，把土著文学和文化用文字记录下来。印第安人有权作为一个民族受到尊重。土著人的境遇，始终是聂鲁达牵挂在心的一大问题。30年前在墨西哥，为宣传智利，诗人印了一本精美的杂志，就取名为《阿劳卡尼亚》。封面上是一位笑得露出一嘴皓齿的美丽的阿劳科女子肖像。诗人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微笑。”结果他遭到智利外交部长的训斥：“你杂志如不改名，着即停刊，我国并非印第安人国家。”这些数典忘祖的统治者“急于忘记自己”，宣布智利不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对此，诗人极为愤慨。
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62年，在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发表的演说中，他说：“我们的第一位民族小说家是位诗人，就是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我们在《阿劳加纳》这篇史诗中，不仅看到人们殊死斗争的惊天动地的场面，看到我们的祖先在难分难解的厮杀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临死前的痛苦，还能看到对我国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包罗万象的生动描绘。飞禽、草木、河流、小鸟、习俗、礼仪、语言、发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属于我们的这一切，终于在史诗《阿劳加纳》中得到了名称，而正因为有了名称，这一切才开始生存。我们继承的这笔响亮的遗产是我们的生命，理应受到我们的精心保护。”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没有几个种族比阿劳科人更值得尊敬。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阿劳卡尼亚大学，看到阿劳科文字印的书，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失去的是他们的光明磊落，他们的纯洁，他们火山般充沛的精力。”
他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我们是印第安人》。他大声疾呼：
“外交部先生，请您重印《阿劳加纳》，并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把它送给智利的每一个儿童（也请给我一部）。政府先生，请尽快设立阿劳科大学。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同志，《阿劳加纳》不仅仅是一部史诗，它还是一条道路。”“而正是埃尔西利亚的作品，正是这些明净如水的诗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诗和人文主义。”他称《阿劳加纳》是一部字字珠玑的史诗：“智利的发现者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以其璀璨夺目的宝石照亮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他还将我们阿劳卡尼亚的人与事公之于世。”“埃尔西利亚的伟大史诗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
如今，诗人在他重病卧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寻回阿劳卡尼亚的“根”。听着他满怀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提出的建议，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诗人还给阿连德总统写信，建议印100万册他的诗选的普及本，赠送给学校、工会和军队。并说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洛萨达出版社，对这一版书的收益都将分文不取。诗人请总统为这本诗选写前言，如果不行，他将印上获诺贝尔奖时阿连德的贺词作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没钱买书的人能读到他的诗。
他手头正忙着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还有酝酿中的计划，未来的梦……
聂鲁达永远“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当年初次远航时那个20岁的小伙子，兴致勃勃，眼望未来，幻想无边。又像40岁的壮年船长，航向明确，稳稳地把着舵，扬帆破浪。他为智利今天的建设添砖加瓦，又为它的明天绘制蓝图。他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梦。这就是诗人对守候在门外，窥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个宁静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聂鲁达黑岛的家。大海平静，天空晴朗，微风轻摇着院子里的花朵。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晨，没有一点儿不祥的征兆。这该是又一个忙碌的日子，好几项早就开始着手办理的事情今天将最后完成。聂鲁达的律师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当时正担任阿连德政府司法部长的内格尔·塞尔希奥将到黑岛，他要带来聂鲁达基金会的章程、基金会办公处的平面图和设计模型。这些都已完成，只待今天最后审定。
要来的还有何塞·米格尔·贝拉斯，他将带给诗人他最喜欢收到的东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诗集，基曼图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还有一位讲究吃的朋友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也要来，得为他准备一顿可口的午餐。这又将是繁忙而热闹的一天。诗人和马蒂尔德谈说着今天的计划，愉快地等着朋友们到来。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这是和平生活将告结束的一天，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处在深渊的边缘。
时间还早，聂鲁达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他大吃一惊：除了麦哲伦省电台，所有的台都哑然无声。忽然他们听到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诗人双拳紧握，听着这位总统在炸弹呼啸、爆炸声中的最后演说：“……忠于人民事业，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诗人急切地打开另一台收音机，同时收听圣地亚哥和外国电台的报道。他不停地扭着调谐度盘，绝望地寻找着那个消失了的声音。
不久，首先听到外国电台报道：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烈焰冲天的拉莫内达宫以身殉职。几小时后圣地亚哥电台才公布总统的死讯。真是霎时间天昏地暗，整个世界都塌陷了。聂鲁达和马蒂尔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当天下午，聂鲁达开始发烧。马蒂尔德费了很大劲儿才给圣地亚哥的医生打通电话，他开了药方，并且要求：“关掉收音机，关掉电视机，不要让巴勃罗知道正发生的事情，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怎么可能？诗人始终不肯离开收音机，他要听到一切，知道一切。
电视机就摆在他面前：拉莫内达宫浓烟滚滚，坦克轰隆隆地在街上碾过，数百名市民陈尸街头，他们大概只是过路的行人。然后是戒严令：“任何人不许走出家门，违者杀无赦。”他们看到总统府被攻占，有人在抢劫，衣物遍地撒落。但是他们从电视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圣地亚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样的劫难：被劫、被捣毁、被焚烧。
这一天，从欧洲，从德国，从西班牙，从法国……不断打来电话，人们急于知道聂鲁达怎么样。外国有消息说他已经去世。马蒂尔德告诉人们，那不是真的，聂鲁达活着，活着！但是，他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心被击中了。他非常沮丧地对马蒂尔德说：“一切都完了。”他知道：大势已去。马蒂尔德竭力安慰他：“但愿情况还不那么严重。”诗人沉痛地回答：“很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为消灭贫穷、为争取和平自由，诗人以他的笔和生命奋斗终生，他是那样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如今，人民的幸福、平等、正义，那已经建成的大厦，那刚描绘出的蓝图……全都在刹那间化为乌有。诗人的生命所附丽的事业被毁灭，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他的病情迅速、明显地恶化了。
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总统府
14日早晨，聂鲁达感觉稍好一些，他要口授，马蒂尔德急忙拿好纸笔立刻坐到他床边记录。这就是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最后一章《阿连德》。他激愤地谴责政变，谴责对拉莫内达宫的轰炸：“这使人想起纳粹空军对西班牙、英国、苏联等外国不设防城市的闪电攻击；现在，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罪行；智利的飞行员竟俯冲袭击两个世纪来一直是我国公民生活中心的国宫。”他悲愤地揭露杀害阿连德总统的罪行：“空军轰炸之后，坦克立即行动起来，许多坦克猛攻单独的一个人——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在办公室里等候他们，除了他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为伴，围绕着他的是硝烟和烈焰。”“那位光荣死者的躯体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诗人在政变发生后刚3天，就为他的回忆录写下了这几行急就章。这是他作为见证人的愤怒控诉。
忽然，诗人的司机惊慌地跑进来：“这是非法闯入民宅。来了3汽车的士兵。”马蒂尔德非常紧张，她担心的是手上这几页诗人的口授记录稿。她急忙把这几页纸夹在一叠杂志里，然后把杂志乱摊成一堆。在拉莫内达宫，飞机坦克曾对准一个人——阿连德猛攻。现在，在黑岛，全副武装的士兵又把一个重病卧床诗人的家包围得水泄不通。机关枪架在房子周围，枪口对准门窗。士兵们用靴子跺着地板，问有没有地下室，他们要搜查武器。卧病在床的诗人对带队的上尉说：“对于你们，这里只有一种危险品。”上尉一下子跳了起来：“是什么？”并惊慌地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这——就——是——诗——歌！”诗人一字一顿地回答。上尉耸耸肩，松了口气，以为这不过是诗人开的一个玩笑而已。他不懂，诗人是在庄严宣告：在他的家里，能找到的只有诗歌。而他的诗歌，对于敌人，就是最危险的武器！
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坏消息从圣地亚哥传来。诗人的朋友、熟人们，有的躲藏起来，有的被逮捕，还有很多人，已经死去。这就像钢刀刺在心上，诗人痛苦而忧伤，他的病情迅速恶化。19日，一辆救护车接聂鲁达去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车被士兵两次截住搜查。诗人眼里饱含着泪水，这是马蒂尔德第一次见到他流泪。他请求：“巴多哈，帮我擦一下脸。”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他的智利而哭泣：灾难，巨大的灾难落在智利人民头上。
聂鲁达住进圣玛丽亚医院。朋友们来看望，其中有墨西哥大使，他坚持要接诗人去墨西哥，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统派了一架飞机供他专用。马蒂尔德劝巴勃罗离开，但诗人对这话连听都不要听：“我绝不离开智利，我要在这儿承受我的命运。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岗位就在这儿。”第二天，墨西哥大使和一些朋友们又来了，他们力图说服诗人离开智利。他们劝了很久，陈述了各种理由。特别提到他的病在这儿无法得到应有的治疗，还有他没有最后完成的回忆录……最后，聂鲁达终于同意了。但他只带少量必需品，因为不管怎样，他要尽快回来。但是，当马蒂尔德从黑岛取了一些必需品赶回医院时，诗人又变卦了。他刚和一些朋友谈过话，马蒂尔德竭力瞒着不让他知道的许多野蛮暴行，残酷屠杀……他都知道了：“他们在杀人，尸体都是残缺不全的，停尸所堆满死人。维克多尔·哈拉维克多尔·哈拉，智利著名歌唱家。在智利军事政变一开始就被残酷杀害。被砍掉手，被砍成几段而死……”他痛苦，他震惊，他忧伤，他愤怒，但他却无能为力。最后，他温柔但却是坚决地对马蒂尔德说：不，他不离开智利，他希望这也是她的决定。他热爱的一切都在这里，当他的人民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他不能逃跑，他要亲眼看到在他的祖国发生的一切。马蒂尔德说：“好吧，我们留下不走。明天我就告诉墨西哥大使，谢绝埃切维里亚总统的邀请。”听了这话，聂鲁达才平静下来。
夜里，诗人睡得很不安稳。在梦中他喊了几次：“他们在杀人，他们在开枪。”听着直升机在轰鸣，警车在呼啸，还有枪声……他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他一再说：“我不走，我应该留在这儿……”后来，他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直到下午，他都没有醒。马蒂尔德还以为他是太累了：让他安安稳稳地多睡一会儿吧。她什么都想到过，就是没想到诗人会这么突然就离去。医生对她说过，癌症已经控制住，如果不发生意外，诗人还可以再活5—6年。他一直头脑清醒，关注着一切。22日上午，他和画家内梅奥·安图内斯谈论形势。在政变后不到两周，他就预言，政变当局将长久统治智利。他不幸言中了，军政府统治智利长达16年之久。这位画家，成了聂鲁达生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
3个忧愁的女人：马蒂尔德、诗人的妹妹劳拉、一位亲密朋友特雷莎·阿米尔，一直守候在诗人床前。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诗人动了一下。太好了，他要醒了。马蒂尔德俯下身去，只见一阵轻微的颤抖掠过他的全身，然后，他再也不动了。诗人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他从前一夜的噩梦中径直走向了死亡。这是1973年9月23日夜里10点半，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聂鲁达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他的心碎了。”
聂鲁达以生命履行了自己庄严的誓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送别
劳拉在哭，马蒂尔德像傻了一样愣在那儿，欲哭无泪。只有特雷莎·阿米尔头脑清醒地操持着，她催促马蒂尔德找衣服。她们给聂鲁达穿上他平日喜欢的一件鲜艳的方格衬衣，外面套上近于咖啡色和红色之间的大方格外衣，把一条红丝巾围在他的脖子上。一口灰色的棺材抬进来，很丑陋，但总算不是黑色的。马蒂尔德特别嘱咐过，要浅色的，聂鲁达不喜欢黑棺材。他们曾戏谑地谈到过死，诗人说：“太可怕了，棺材都是黑色的。为什么没有浅色的、鲜艳的，甚至木盖上有小花的？”而现在，马蒂尔德就守在一具灰色的棺材前。她轻轻把诗人的头扶正，让他躺得舒服些，正像20多年前在墨西哥，诗人的病床前一样。她还没意识到死亡已经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只觉得他仍然需要她的精心照顾。诗人的脸上留着一丝嘲弄的微笑，在那最后一刻，他想到了什么？
天亮了，宵禁解除了。很多国内外记者涌进医院，朋友们也到了。有人走近马蒂尔德问：“送巴勃罗去哪儿？”“回家。”她回答。他们惊愕了，他们都知道那个“家”的惨状，但没有人敢劝阻她。“拉查斯哥那”到了，马蒂尔德不禁愣住了：好像是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这房子从空中落下摔碎了一样。到处是一堆堆的碎玻璃碴、烂砖头、黄泥汤。四门大开，却无法进去。一股激流沿着入口处的楼梯冲出来——原来从房后流过的“瀑布”：水渠，被劫掠者改道引进屋里——一楼淹没在泥水中。有人建议：是不是送聂鲁达去作家协会？“不，巴勃罗想回家。不能送他去别处。”马蒂尔德断然拒绝了。这时，所有的邻居都知道诗人“回家”了。他们从自己家里找出木板、砖块、棍棒……几分钟后，一座“桥”就搭成了。人们抬着棺材爬上屋后的陡坡，从已经没有门的后门进到二楼。终于，去世后的聂鲁达进了自己的家。山坡上，一群年轻人紧跟在棺材后面。忽然，他们打破了沉寂，振臂高呼——一个人高声呼唤，众人齐声响应：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对两周前开始而且愈演愈烈的屠杀、逮捕发出的最早的抗议呼声。
满地的碎玻璃在人们脚下咯吱作响。这间“透明屋子”三面都是落地玻璃窗，现在一块玻璃也不剩，全成了大窟窿。到处是一堆堆火灰，里面还杂着烧剩一角的图画、书页。撕成几片的纸扇、珍稀鸟类的彩色羽毛被踩进烂泥。电话已连根扯断扔在泥水里，家具不翼而飞，拿不走的就被砸烂。马蒂尔德只能坐在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上歇歇她那几乎麻木的双脚。餐厅像遭了轰炸，吊灯碎在地上，墙上飘着扯烂的画，印着污浊的皮靴印。人们动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马蒂尔德止住了他们：“不要捡，就这么留在那儿吧。巴勃罗会要求保留遭劫现场的。”她把一束红色康乃馨放在棺材上。这时，瑞典大使踩着碎玻璃碴、烂泥，举着大花圈走来，把它立靠在棺材前。花圈上长长的蓝色和黄色云纹带子上写着：“献给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瑞典国王古斯塔沃·阿道尔弗。”大使对记者们愤怒地高声喊道：“请拍照，请把这些破坏、抢劫全拍下来，全拍下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来了很多朋友，他们是勇敢地穿过警察的封锁线到这儿来的。他们告诉马蒂尔德，“拉查斯哥那”被警察整个包围着。周围街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被警察挡住，不敢往前走。马蒂尔德去邻居家给警察局长打电话，要求他撤走警察。局长回答：“夫人，这是为了保护你和聂鲁达先生。”真是天大的笑话！真是厚颜无耻！正是他们把诗人的家洗劫一空，夷成废墟！在马蒂尔德坚持下，警察向后撤远了一些，这样，周围街道上等候的人们总算可以往前走动，进入“拉查斯哥那”了。
人们源源不断地列队走进来，流着泪向聂鲁达致哀，和他告别。墨西哥大使、法国大使……在泥水中走进诗人被劫掠一空的家，向他告别。一位全身着黑的老人蹒跚地走来，他流着泪，迷惑不解地看着周围，似乎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被聂鲁达称为“我国的评论大师（同时又是矛盾大师）”的阿洛内。当年他曾慷慨解囊，资助19岁的聂鲁达出了第一部诗集《晚霞》；后来，他也曾写文章反对阿连德政府，因为他不喜欢“共产主义”。但现在，屠杀、抢劫、逮捕，还有这被砸成废墟的诗人的家，让他惶惑了，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胜利。歌唱家和作家帕特里西奥·芒斯也在人流中，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和诗人告别的。前几天著名歌唱家维克多尔·哈拉刚被害。这是死亡横行的时刻，对不肯屈服的人们就更是危险，他们不得不躲藏起来。记者比希尼娅·比达尔凝视着聂鲁达的面庞，他的两眼紧闭着，但厚嘴唇上却留着笑意。记者回忆起诗人从斯德哥尔摩受奖回来下飞机时与记者的对话。“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旧鞋子。”“哪个词你最喜欢？”“爱。”而现在，他躺在那儿，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陪伴他的爱他的人们中间永远地沉睡了。
一队年轻的共产党员走进来，他们是在附近的基曼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在此时，攻占出版社的军队正在用裁切机粉碎上万册刚装订好的书籍，聂鲁达那本9月11日正式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就在其中。年轻人们请求记者不要照相。他们肃穆地排成整齐的行列，举行了沉痛的悼念仪式，和自己的诗人告别。源源不断的人流在庄严的沉寂中缓缓移动着。
朋友们在“拉查斯哥那”亲眼看到了、真正懂得了什么是野蛮和残暴。“生命之树”，这件墨西哥民间艺术杰作成了碎片，比希尼娅小心地从一堆碎片中捡出一个小小的泥塑圣母像。卧室里，床已粉碎，床垫上满是泥靴子印。唯一幸免于难的是刻着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写字母P和M的石砌壁炉。三楼藏书室和四楼工作室里散发着一股很浓的焦煳味。罗伯托·帕拉达捡起一张烧焦的书皮，上面印着：《对生活的悲戚感情》，作者：米格尔·乌纳穆诺。他含着泪把纸抚平，装进口袋。座钟被开了膛，摆锤被拽走，指针也不见了。满地是撕烂的、烧焦的书籍、画册。画上的人眼被刺刀戳成黑洞。人们从水流里捞出的餐具、托盘、陶瓷器、书、画……堆成一座小山。
一个声称是皮诺切特副官的军官带着一群士兵、卡宾枪手走进来，说是来吊唁，但却不摘头上的帽子和钢盔。他问，聂鲁达的遗孀或亲属在哪儿？切拉·阿尔西雷斯激动地回答：“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聂鲁达的亲属！请尊重我们的哀悼！”阿伊达·菲格罗亚指给他们看周围的一切：“在你们造下的这座废墟里我们为聂鲁达守灵。我们需要安静，请尊重我们，不要打扰我们对诗人的悼念。”周围的人们沉默地怒视着他们。最后，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狼狈地溜走了。军政府曾发通告为聂鲁达去世哀悼3天，从诗人去世时算起。但从通告发出到截止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即它的有效期实际只有两个小时。马蒂尔德是看着这个佩着闪闪发光金银丝带的副官走进来的，但是，她缓缓地转身上楼，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她拒绝接受军政府的吊唁，是的，她拒绝！智利被钉上十字架，鲜血还在流，而他们正是罪魁祸首！聂鲁达绝不是他们的朋友。可惜诗人去得太匆忙，只来得及在回忆录中写出一章对他们的谴责。但就是这一章，已经击中要害，把他们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
25日清晨，宵禁解除后，作家、大学生、工人、妇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拉查斯哥那”，无数双手抬起聂鲁达的棺材，走向墓地。一路上，人流不断从大街小巷涌出汇入这支送葬行列。这是一支勇敢者的队伍，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和自己的诗人告别，为他送行。街道两旁是一辆接一辆的兵车，机枪、自动步枪全都对准送葬的队伍。卡宾枪手们驾着摩托车在队伍旁窜来窜去，随时准备冲进人群。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在街口迎着人们平端起枪瞄准。但是，队伍仍然在前进，人们目不斜视，望着前方，仿佛没看见闪着寒光的黑洞洞枪口正对准他们。而且，加入这支队伍的人越来越多，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路旁的军车也一辆挨着一辆，不见尽头。这是史无前例的由举枪瞄准的士兵“护送”的葬礼。为一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为一个诗人，他们出动了多少军队？！
这时，行进的队伍中响起一个高亢的声音：
将军们
卖国贼：
瞧我死亡的房屋，
瞧那破碎的西班牙：
……
这是基曼图工会主席，他高声朗诵起《西班牙在我心中》。人们跟着他齐声背诵，聂鲁达的诗智利人民熟悉到可以张口背诵：
你们的每一件罪行都铸造了子弹，
总有一天，
将打中你们的心房。
你们会问我：你的诗篇
为什么不诉说梦想、树叶
和你祖国的大火山？
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吧。
你们来看
街上的鲜血。
来看鲜血
在街上流淌！
这是聂鲁达在控诉，这是人民在控诉，37年前发生在西班牙的悲剧，今天又在智利重演！
走到拉巴斯大道，忽然响起胆怯而略带犹豫的歌声，有人小声唱起被禁唱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千百人的合唱立刻接了上来：“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然后，是全体的歌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人们昂头挺胸，走在持枪的军警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长长的行列中此起彼伏地响着朗诵声，人们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聂鲁达的诗：“兄弟啊，起来跟我一起诞生。”“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是的，聂鲁达仍然坚守在他的哨位上，他仍然在射击。
妇女们举着鲜花加入送葬的队伍，她们哭泣着。男人们把红色康乃馨紧握在胸前，满脸哀伤，但目光却坚定如钢。他们没有眼泪，有的是期望。街道两旁的窗口都挤满了人，他们向这支队伍挥动头巾、招手致意。当队伍从一个工地旁走过时，站在高高脚手架上的工人们全都摘下黄色头盔，肃立默哀，目送着诗人远去。数十个外国记者、电视台、制片厂工作人员在现场拍照录音。有他们在场，对送葬的人们是一种保护。队伍走到墓地时，那里已经被装甲车、兵车包围着。面对军方的威胁，人们振臂高呼：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维克多·哈拉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然后，人们齐声高唱《国际歌》走进墓地的大门。队伍中又响起洪亮的朗诵声：“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好比出鞘的剑，准备战斗。”接着，一个声音呼叫：“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众人齐声回答：“到！”“维克多·哈拉同志！”“到！”“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到！”这是人民的呼声。人民对聂鲁达的哀悼，对以身殉职的总统的拥护，对屠杀的愤恨，对正义的渴望，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聂鲁达的棺木缓缓放入墓穴，人群肃立墓前。人们朗诵着《漫歌集》中的诗句和诗人告别。一位年轻工人朗诵了他自己刚写出的诗。诗人墓前摆满鲜花。最后，响起了国际歌声，这歌声庄严而缓慢：永别了，人民的诗人！
聂鲁达的葬礼成了9月11日以来智利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军事政变游行示威。这是诗人的功绩，他去世后仍然在继续战斗。当人们呼叫：“聂鲁达同志！”永远可以听到响亮的回答：“到！”
遗著
聂鲁达入葬后马蒂尔德回到黑岛。她走进诗人的工作室，只见桌上摊开着卷宗，摆着一沓沓已复和待复的信函……好像伏案忙碌的人刚刚还在这儿，只是暂时离开一下，并未走远，她立刻意识到，有很多很多事情正等着她继续完成。特别是整理出版聂鲁达的遗著，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马蒂尔德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她和聂鲁达的同志们、朋友们一起，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收集、整理出版了聂鲁达的遗著10余部。这是他们的一大功绩，也是对巴勃罗·聂鲁达的最好纪念。其中的8部诗集：《被剥离的玫瑰》《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疑难集》《挽歌》《海与钟》《挑眼集》，本拟于1974年上半年在聂鲁达生日前夕出版，但政变打破了原定计划。1973年9月11日前后已判若两个世界。可是这8部诗集后来终于得以陆续出版，其间经过了多少艰苦斗争，人们是可想而知的。
1977年，散文集《我命该出世》出版，这部书近500页，分为7卷，收集了聂鲁达半个世纪间写的抒情散文诗、读书札记、随笔、旅行游记、友情忆旧、演讲词、文学创作谈等。从20世纪20年代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散文诗到1971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受奖演说共120篇。这部散文集可以说是诗人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补充，是一部特殊形式的“自传”。诗人生活中各个时期的许多重要事件，有意义的片段，他的思想、观点，他的情趣、好恶，他的喜怒哀乐……都在这些登载于各种报纸杂志上的散文、随笔、游记和在各种场合所做的报告、演讲中留下了生动、忠实的记录。
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是由马蒂尔德收集并由她和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加了详细注释和说明后出版的。马蒂尔德在国家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查找聂鲁达早年向报纸、杂志投寄的作品。经她手查过的旧报纸杂志有：报纸《特木科之晨》，文学杂志《跑吧——飞吧》《光明》《春天》《南方的森林》《酒神》《青春》等。她把查找到的诗人早期作品汇编成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其中最早的一篇是1917年7月18日发表在《特木科之晨》上的短文《热心与恒心》，署名为内夫塔利·雷耶斯，当时诗人还是个刚过完13岁生日6天的孩子。
1982年，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旅行结束》，这是由马蒂尔德收集汇编的一部诗集。它收入了聂鲁达1933年到1973年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诗歌，还有一部分是未曾发表过的。诗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40首诗组成，标题即为诗集的名字。第二部分名为《鸽子的内心》，它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这部分作为单行本曾经出版过，但也可以说没有出版过，因为它那次“出版”，只出了1册，是193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由聂鲁达写诗，由另一位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绘制插图的。这本出了1册的诗集是赠给萨拉·托尔努·德·罗哈斯·巴斯的，并一直保存在她手中。在诗集粗麻布的封面上，用绿丝线绣着一只鸽子。
在聂鲁达的10余部遗著中，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出版是最不易的。政变和死亡打断了回忆录的撰写，使诗人政变后3天写下的几页急就章：《阿连德》成了它的最后一章。诗人去世后，留下的是《回首话沧桑》的口授记录稿。找谁合作给这部回忆录定稿？怎样才能把它送出智利？而当务之急的是，怎么保住这部手稿不被政变当局查抄销毁？马蒂尔德给墨西哥使馆打电话请求帮助。使馆派秘书取走回忆录的原稿，送回复印件，原稿由使馆保存。马蒂尔德这才放心，头一个难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整理这部口授记录稿，马蒂尔德想到，只有一个人能帮助她，这就是奥梅罗·阿尔塞——聂鲁达的秘书和好友。他很熟悉这部书稿，诗人几乎对他口授了全部内容。第二天，奥梅罗·阿尔塞应邀来到黑岛。马蒂尔德像盼到了救星，迅速地为他腾出一个大桌子，把有关回忆录的全部材料都搬出来。奥梅罗忧伤地沉默着，然后，他极为严肃地表示，在开始工作之前，他有话要说。他说的是：“当前局势太可怕了，巴勃罗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应该撤掉。”马蒂尔德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恐惧，极度的恐惧，扭曲了人的灵魂。既然奥梅罗是这么想的，那就不能再信任他。马蒂尔德收起资料，转身上楼，浑身发抖。但这还只是她遇到的第一次幻灭。第二天，马蒂尔德送奥梅罗去圣安东尼奥。车子刚开进村庄，他就要求下车，因为：“巴勃罗的车谁都认识。”分手前，马蒂尔德问他，是不是愿意作为合作者在回忆录上署名？他拒绝了：不，他不署名。注视着他提着箱子远去，马蒂尔德凄凉地感到：失去了一个信任多年的朋友，一个重要支柱。
应该找谁合作为回忆录定稿？应该找位作家。马蒂尔德想到他们的挚友、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他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她马上打电话到加拉加斯找他，邀他来智利。但奥特罗·席尔瓦的回答是，他不能去。马蒂尔德惊呆了，难道连他们最亲密的兄弟也靠不住了吗？！她忍不住流泪了。但是，她错了。米格尔要求她去委内瑞拉。当天下午，委内瑞拉使馆就派人去黑岛解决马蒂尔德的旅行问题，特别是帮助她通过外交邮件寄出了需要寄的材料。从他们那儿马蒂尔德才知道，前一天在加拉加斯议会上，米格尔作为议员就聂鲁达的去世作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他沉痛而一针见血地说：“巴勃罗死于智利的灾难！”他愤怒谴责肆意杀戮的智利政变当局。当天，他又在大学里演讲揭露军政府的血腥屠杀。马蒂尔德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来智利，才觉出自己的建议太天真了。
飞机降落在加拉加斯，马蒂尔德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终于回到朋友们中间！她长出了一口气。奥特罗·席尔瓦对她说：“明天早晨8点，我们就动手整理回忆录。”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晨8点，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他们都在工作。原稿是口授记录稿，比较凌乱，要理清头绪，但不能作任何增添和删改，这是个基本原则。原稿涉及数不清的细节，牵涉到很多回忆。需要查找资料，给以注释说明。米格尔对聂鲁达的作品非常熟悉，再加上他那儿有无数大字典，几乎能找到需要的一切资料，他们全力以赴，力争尽快完成，甚至新年那天也照常从8点开始工作。大年初一都不休息，这对于他们大概都是头一回。原来预计一个月完成，但实际上整整奋战了两个月才整理完毕。
手稿整理工作一结束，米格尔和马蒂尔德立刻去巴塞罗那和他们亲密的朋友和代理人卡尔门·巴尔塞尔斯一起审阅书稿，这位朋友是马蒂尔德艰难岁月中的坚强支柱。然后，马蒂尔德直接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把回忆录手稿送一份给洛萨达出版社。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1974年3月，圣周前几天，马蒂尔德接到洛萨达出版社通知，回忆录即将出版。她高兴极了，立刻整装出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聂鲁达的回忆录在智利肯定是禁止入境的，但是马蒂尔德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她要把这些书带进去。她把36本回忆录打成一个小包，用麻绳紧紧地捆了很多道。其他的，她都包上了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一书的封面。这些回忆录，她一定要带回智利。
马蒂尔德提着箱子和这个用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走进圣地亚哥海关。海关检查得很严，不等几个小时，就别想通过。海关检查员问马蒂尔德包里是什么？她大声回答：“是我丈夫巴勃罗·聂鲁达的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出版的。我是他的遗孀。”好几位正在等待检查的女士立刻围上去向马蒂尔德问候，对她诉说她们对聂鲁达的敬仰、怀念。马蒂尔德被人们包围在中间。海关官员大为不满，他不耐烦地关上马蒂尔德的箱子，对她说：“快过去吧！”马蒂尔德顺利地进了关，她松了口气，感激地想：这些女士们永远也想不到她们帮了她多大的忙！聂鲁达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一直被列为禁书。马蒂尔德带进智利的这些回忆录，是那些年间通过海关进入智利的仅有的几十本。
《回首话沧桑》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和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各种文字的译本紧接着就出现在世界各国，它被译成德语、法语、俄语、英语、匈牙利语、葡萄牙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走遍了世界。多年来，人们一直要求聂鲁达写回忆录，他们预料那一定是部精彩作品。归根结底，聂鲁达不仅仅是位伟大诗人，他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得天独厚的见证人。特别是诗人获诺贝尔奖后，这种呼声就更强烈。实际上聂鲁达早就动笔在写，在诺曼底罗昂大主教的“城堡”——“马厩”里，在他的老朋友和秘书、智利诗人奥梅罗·阿尔塞的协助下，“天天都在写《回忆录》”，诗人在一封信中说。《回忆录》是他为庆祝70岁寿辰准备的献礼之一。因此，智利军事政变、聂鲁达去世后，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下落成了各国文化界关注的热点。诗人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的住宅被法西斯分子劫掠一空并捣毁，智利处于混乱、恐怖之中……这一切让人们非常担心，瑞典一家报纸甚至发过消息：“《回忆录》手稿下落不明。”因此《回忆录》西班牙文版刚出，各种译本紧跟着就纷纷出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回首话沧桑》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一部坦诚而动情的“诗人的回忆录”。聂鲁达“为我们提供一座画廊，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他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所经历的生活”。人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回忆录的确是一部精彩之作。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感到遗憾。正如一位苏联作家尤里·巴巴洛夫所说：“我对《回忆录》抱的期望要更大，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阅历要丰富得多……”他是有道理的。聂鲁达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结识很多重要人物，走遍世界各地，他是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当然，一本回忆录不可能容纳这一切，不可能满足渴望了解诗人全部生活和创作的百万读者。但是，如果不是智利军事政变带来的灾难，聂鲁达的《回忆录》绝不会在《阿连德》这一章就“戛然而止”，他会写得更多。很明显，最后10年中的许多人和事就都没写到。对这一点，马蒂尔德曾明确说过：“这本《回忆录》是没有写完的。”
有人对《回忆录》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最后一章《阿连德》不是聂鲁达写的，而是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和马蒂尔德加上去的，他们两个人是这一章的作者。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马蒂尔德的回答是明确的。她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要对最后一章考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是站不住脚的。聂鲁达研究家们对他的文章风格很熟悉，他的风格是很独特的。……他们之中没有人会说这一章是我们写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是一位正直的人，正因此，我才找到他，请他一起整理这部书稿。回忆录中没有一个字不是巴勃罗说的……标题，副标题，所有的内容，都是巴勃罗的话，没有添加过一个字。而且我也绝不允许这样做，这是对作者的亵渎。”在马蒂尔德自己写的回忆中她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聂鲁达研究者们断言那样的东西是禁不住认真推敲的：巴勃罗的文笔很难模仿。而且，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认为我会允许在他的作品中添加他没有写下的东西。”因此，毫无疑问，《回忆录》中的每一行都是聂鲁达写的。最后几页是《回忆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和书中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语言风格也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写作风格是模仿不了的。
对于因期望从聂鲁达的《回忆录》中得到更多信息而感到遗憾的热心读者们，有一个办法一定可以给他们以些许安慰，那就是请读一读马蒂尔德写的回忆录：《和巴勃罗·聂鲁达生活在一起》，这部回忆录1986年9月由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马蒂尔德·乌鲁蒂亚1912年5月3日生于智利契扬，1985年1月5日在圣地亚哥去世。这位被聂鲁达称为“我的巴多哈”的文静、秀丽的女子，是诗人心中的缪斯。聂鲁达有两部写得最好的诗集是奉献给马蒂尔德的。她是个勇敢、坚强的人，和诗人一起承受艰辛苦难，共享胜利欢乐。诗人去世后，马蒂尔德坚持留在白色恐怖的智利，继承诗人的遗志，继续战斗。这部回忆录，就是她为热爱聂鲁达的人们献上的厚礼。
聂鲁达的最后征程，他的最后一战，他的去世，他的永生，在这部回忆中都有真实、生动、详细的记载。马蒂尔德以深挚的感情，诗一般的语言，追述了聂鲁达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奋斗，他的欢乐和痛苦，他的爱和憎。特别是，他们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马蒂尔德写出了聂鲁达流亡生活的艰辛，诗歌创作的甘苦，献身者的胸怀，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她称巴勃罗为“爱情诗人”，这的确是作为诗人知音的真知灼见。聂鲁达在他历尽沧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他坚信：“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他的诗作，充满对故乡、祖国、亲友、人民，对生活、对真理大海一样真挚、深沉的爱。他像参天大树，深深扎根于泥土中，与人民血肉相连，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他赢得了人民深挚的爱、永恒的怀念。马蒂尔德的回忆录是一份难得的史料，有独特的价值，它提供了有关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详情、细节。诗人的生活在马蒂尔德笔下得到了忠实、生动的再现，她为诗人的永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聂鲁达的遗著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以外，还有两部：《爱情书信集》《给劳拉的信》。《爱情书信集》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一本畅销书。它揭开了一个严守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秘密。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两个姑娘的形象：玛丽索尔、玛丽松布拉。她们究竟是谁，一直是评论家和研究者们的一道难题，一个难解之谜。而诗人对此的回答是：“人们常常问起我《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里的两位女人是谁？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爱情书信集》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共收入111封信（一说为115封），全部是聂鲁达写给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的。她就是被诗人称为“玛丽松布拉”的那位“头戴灰色贝雷帽”的神秘姑娘，激发诗人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青春少女之一。
但这本《爱情书信集》的出版同时又受到了指责。当时仍然健在的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对记者声明，这些信件是她侄子从她手中骗去的。他假说要帮她整理这些信件，但实际上却把它们卖给了一个古董商，换取古玩。这个古董商塞尔希奥·费尔南德斯·拉腊因就是《爱情书信集》的出版者。阿尔维蒂娜提出诉讼，打赢官司，收回了全部信件。但这些信件被印成书出版，却成了既成事实。
提出抗议的还有马蒂尔德。这部书信集公布的信件内容对她丝毫无损，她是聂鲁达深挚爱情的最终拥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伤害她的是费尔南德斯的“海盗行径”。《爱情书信集》是一部非法出版物，是费尔南德斯和阿尔维蒂娜的侄子用欺骗手段偷偷摸摸搞出来的。他们没经过收信人的同意，更没有经过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同意。马蒂尔德是聂鲁达财产、包括精神财产的合法继承者。她对记者发表声明说：“这位先生这么干是非常卑鄙的。他应该征求我的同意，但他没有这么做。因此，这种行为构成了盗版、侵权……这本书，当然不能再出版。”这本书的出版，阿尔维蒂娜、马蒂尔德没拿到一分钱，那个古董商却因此赚了大钱。正如马蒂尔德所说：“这本书非常畅销，而且远销世界各国。”毫无疑问，这些信件必将收入新版的聂鲁达全集，但要去掉《爱情书信集》中费尔南德斯所加的胡言乱语。何况，聂鲁达的“爱情书信”，绝不仅仅是这111封写给阿尔维蒂娜的信，还有他给黛莱莎的、德丽亚的，特别是给马蒂尔德的大量书信，都应该包括在内。
《给劳拉的信》是由作家乌戈·蒙特斯编辑，由马德里拉丁美洲合作中心出版的。蒙特斯经常去拜访聂鲁达的妹妹劳拉，特别是在马蒂尔德去世后，他成了劳拉的常客。他喜欢听劳拉回忆20世纪之初，在智利“西部”——南方特木科开拓时期的生活。听劳拉讲述她的也是聂鲁达的当铁路工人的父亲，诗人的mamadre——劳拉的生身母亲，特别是聂鲁达——他那时的名字是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的童年生活。一天，劳拉拿出她珍藏在箱子里的一捆信件给蒙特斯看，那是青年聂鲁达从世界各地寄给劳拉和他父母的信。蒙特斯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捆大小不一、颜色发黄的信件，直觉得烫手。好久他才说出一句话：“劳拉，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劳拉·雷耶斯收回信件，极为小心仔细地把它们包好，然后郑重地重新交到蒙特斯手中。她相信他会给这些信件以最适当的处理。于是，不久就出版了这本印制得极为精美的书信集《给劳拉的信》，它是按照信函原件的大小和颜色以摹写的方式印制而成的，堪称是书志学中的瑰宝。
蒙特斯为《给劳拉的信》写了序，强调指出这些信件的特殊价值。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揭示了巴勃罗·聂鲁达直到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重要方面：父子亲情、兄妹情谊。这对人们完整、全面地认识聂鲁达起着任何别的资料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这28封信和17张明信片充满远离故土、难耐寂寞的游子对父母、妹妹的怀念、温情。劳拉·雷耶斯是聂鲁达生活中的坚强支柱。在首都寄宿大学生公寓那忍饥挨饿的日子里，是劳拉设法不时找几个钱捎去接济这位饿死鬼诗人。在远离智利的东方，是劳拉远隔重洋给诗人捎去家乡亲人的信息。她一直妥善保存着诗人早年写满诗歌的练习本。在那不幸的1973年9月23日夜里，是她和马蒂尔德一起为诗人最后合上他的双眼。
这些信件和文学作品不同，是诗人心灵、感情“本色方式”的表白，表现了他作为普通人都有的父子、母子、兄妹亲情。他亲昵地称劳拉为“小兔子”，对父亲则尊重，又略带敬畏，永远称之为“亲爱的父亲”。而对母亲，则始终是：“我亲爱的妈妈，我永远在你身边，亲热地拥抱你，你的儿子内夫塔利·里卡多。”这部书信集使发生在诗人那遥远的青年时代的许多趣闻逸事不致被湮没，使人们能更亲切地感知诗人的内心，他对家人的温情、眷恋。它也是对那些攻击诬蔑者的有力回击。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诗人没有感情，是大理石像，是坏丈夫，坏兄弟，不孝子。读《给劳拉的信》，就像真切地看到了聂鲁达本人。它为我们认识诗人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扬帆远航
在荷枪实弹的士兵、警察的枪口下，成千上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进为聂鲁达送葬的行列。他们手捧红色康乃馨，唱着国际歌，朗诵着聂鲁达的诗，高呼着：“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为自己的诗人送行。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走在这千万人组成的行列中，听着这悲壮的呼声、歌声，马蒂尔德擦干泪水，抬起头。这是人民的声音，这是智利民族的呼号。她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智利人民和她在一起。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可靠的同志和朋友，这就是智利人民。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人民的事业。一种坚强的信念注入她的心灵，她不再哭泣。她决心接过聂鲁达手中的旗帜，献身于诗人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事业，像巴勃罗那样生活！她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响在她的耳边，鼓舞着她。
你将磨穿鞋底，
但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须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
擦亮这杆枪，同志。
她知道，有很多事情在等待着她去做。她和死者家属一起，在寒冷漆黑的夜里，排着长队等待认领尸体。她帮着失踪者的亲属，四处打听寻找他们不见踪影的亲人……因为，所有的死难者、受害者都和巴勃罗·聂鲁达一样，死于智利的灾难，他们都是她的“亲兄弟，亲姐妹”。她参与各种活动，在马波乔文化中心工作，支持建立人民民主活动联盟……世界各地都邀请她去，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更属于全世界。但是，有两个日子对于马蒂尔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一定要留在智利，守候在聂鲁达身边。这就是：7月12日和9月23日，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日和忌日。
每年的7月12日，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去黑岛，拜谒聂鲁达黑岛的家。于是，那儿房前的篱笆上就会挂满各色各样的字条、信笺、礼物，人们向诗人祝寿，和他交谈。诗人的家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每年的9月23日，在圣地亚哥总公墓，在聂鲁达坟前，都聚满人群摆满鲜花，成了一片人海和康乃馨花的海洋。同时，必不可少的，也布满持枪的警察，他们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在这一天，马蒂尔德总是坚强地屹立在聂鲁达墓前，成为诗人永远活着的标志和象征。
死后要埋葬在黑岛，这是聂鲁达生前的愿望。为的是，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永远听浪涛呼啸，看浪花翻滚。他是大海的儿子，永不知疲倦的航海者，他不能离开大海，即使在死后。但是，政变当局不允许按照聂鲁达的遗愿把他葬在黑岛。他们把诗人黑岛的住宅作为共产党的财产登记在册，宣布没收。在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界反对下，他们才不得不加上一句，马蒂尔德有居住权。因此1973年11月23日，聂鲁达被葬在圣地亚哥总公墓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内。那是他们的好友阿德里亚娜·迪特沃恩主动热情提供的，她曾一再说，把巴勃罗·聂鲁达葬在她们家族陵墓中，是她的光荣。但是6个月后，当她不在国内时，她的家人却写信给马蒂尔德要求把聂鲁达的棺木迁走。
圣地亚哥总公墓很大，像个小城，里面街道纵横，有路灯、路标。而且也像活人居住的城市一样，贫富悬殊，门第森严：划分成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就在富人区。而聂鲁达新的墓穴却在离这儿很远的墨西哥小区，已经到了墓地的边缘。死后也能遥望大海，这是巴勃罗生前的愿望。而在这儿，他能看见的却是一片黑色十字架构成的汪洋大海，这里全是穷人的坟墓。马蒂尔德找来一个罐子，插上鲜花，摆在聂鲁达墓前。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朋友们用一段黑炭写下了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因为当天已经来不及立碑，立碑那天，马蒂尔德一早就赶到墓地，买了鲜花。当她走到诗人墓前，不禁热泪盈眶：那用黑炭写着聂鲁达名字的简陋的墓前，早已摆满鲜花。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诗人。马蒂尔德和朋友们在墓前立了一座碑，上面只有几个字：“巴勃罗·聂鲁达。1973年9月23日。”这是一个异常简陋朴素的坟墓。但是，无论是马蒂尔德，还是诗人的朋友们，都认为聂鲁达在这儿比在迪特沃恩家族豪华的陵墓里更合适。这对诗人是一种回归：他出生于下层劳动者家庭，一生为劳苦大众讴歌，为他们伸张正义，谋求幸福。死后他也仍然在劳动者中间，与千千万万普通人安息在一起。埋在这片墓地上的死者，很多都是和聂鲁达一样，死在同一个月死于同一灾难。
1974年7月12日，第一个没有了巴勃罗的巴勃罗的生日。这一年，他该满70周岁。马蒂尔德一大早就出了门，她想第一个赶到墓地。她特意穿上鲜艳的衣服，巴勃罗讨厌忧伤，他热爱欢乐。在墓园门口，马蒂尔德买了一大捧红色康乃馨，这种花颜色鲜艳、漂亮，不易凋谢。一进墓地，就看到墓园里一车一车的警察。这么强大的军政府，竟然会这么怕一个已经去世的诗人！来了很多人，有熟识的朋友，也有很多陌生人。一些人在流泪，一些人从衣服下面拿出藏着的红色康乃馨。女人们和马蒂尔德拥抱，对她倾诉自己的痛苦，期待地望着她。墓前的鲜花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吓不住人们。他们似乎在问，这么多警察到墓地来干什么？难道他们还要对死者宣战吗？！在寒风中，马蒂尔德在聂鲁达墓前守了整整一天。望着满世界的鲜花，往事涌上马蒂尔德心头：“巴勃罗的生日，总是热热闹闹，鞭炮响连天，烟花闪烁，巨大的气球欢乐地飘荡在天空，像鸟在飞翔。这个一生播种欢乐的大孩子留给人多少回忆！”
每年的7月12日和9月23日，在世界各地都聚会纪念聂鲁达，诗人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但是在圣地亚哥总公墓，祖国人民对诗人的朴素纪念一定让他最感欣慰：他的歌没有白唱。每年的这两天，聂鲁达的墓地周围都布满士兵。但是，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诗人墓前。他们沉默无言地肃立着，虔诚地向诗人献上他们的悼念、他们的敬意。在夜色如墨的智利，他们手捧康乃馨，就像捧着一颗颗红星。在这样一个周年纪念日里，当人们正肃立墓前致哀时，一个青年缓缓走到墓前。他默默无言地从口袋里郑重地拿出一支印第安笛子，吹奏起来。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吹奏完毕，他以同样庄重的神态收起笛子，沉默地离开了。他是谁，叫什么名字，这并不重要。他是人民中的一员，他以自己珍爱的方式：音乐，悼念他热爱的诗人。也许正因为他深知：诗人热爱欢乐！
1979年，马蒂尔德重返卡普里，并应那不勒斯市长的邀请参加该市纪念聂鲁达75周年诞辰的活动。她回忆起往昔那些幸福的日子：匿名诗集《船长的诗》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葡萄与风》也是在这儿动笔的。还有《元素颂》的第一首《看不见的人》也是在这儿写成的。这首诗，现在所有的智利诗人都能背诵。这其中的缘由，可想而知。
1981年，马蒂尔德和博洛迪亚同机飞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纪念大会。马蒂尔德回忆了遥远的往昔，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可是那之后仅一年，悲剧就断送了诗人和智利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她的发言，使听众们深为感动。博洛迪亚则赞扬了这位坚强的女性，她在暗夜中高举着聂鲁达的旗帜，奋勇向前。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向聂鲁达致敬的纪念活动。世界著名哑剧演员马塞尔·马塞昂，这位按照哑剧规则在舞台演出中从来不开口的大师这回头一次打破了沉默。他说：“多年前，我曾在智利为聂鲁达演出过。今天，我要为他的遗孀演出。我表演的节目叫‘牢笼’，这对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的祖国有现实意义。”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再没有开过口，他用丰富的动作、生动的表情说明了一个被囚禁的人应该怎样冲破牢笼。马蒂尔德向人们讲述了智利发生的最新情况，讲述了聂鲁达和他的诗是怎样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握在手中的有力武器。然后，一位高个子先生缓缓走上台，他讲的是：“一个微笑的斗士。”他就是聂鲁达的朋友、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
马蒂尔德正像当年的聂鲁达，出航又归来。她永远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继承聂鲁达的遗志，每一天都把它变为新的现实。”
1983年10月22日，在圣地亚哥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名为“智利向自己的诗人致敬”的隆重纪念会，纪念巴勃罗·聂鲁达逝世10周年。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智利迅猛发展，打破了军政府不许公开集会纪念聂鲁达的禁锢。参加大会的是整个文化界和智利人民。大会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人士的热烈支持。其中有瑞典文化部长拉斐尔·阿尔维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记者。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托·莫拉维亚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1990），意大利新闻记者、小说家，曾任国际笔会主席。、何塞·万徒勒里何塞·万徒勒里（1924—1988），智利当代著名画家。等数十人。大会由智利人权委员会、作家协会等组织共同发起。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在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她说：
“亲爱的朋友们：
“我曾经说过，而且现在还要这么说：巴勃罗活着。我曾经是而且依然是巴勃罗的同志。他在《船长的歌》中要求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和其他很多诗中要求我，作为他的战友，和他一起为和平而战。他无限热爱自己的人民，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公正的生活，他坚持不懈地奋斗了一生。
“在《旗帜》一诗中，他对我说：‘起来，/你快快站起来，/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肩并肩/去战斗，/冲破罪恶的罗网，/推翻制造饥饿的制度，/粉碎制造贫困的体制！’
“……人民的贫困，是多么沉重地压在他心头……
“他是自己祖国的研究者，他渴望了解一切。他希望祖国对于他是一部没有任何秘密的大书。
“他认得出智利所有的鸟，熟悉它们的叫声，知道它们怎么摆动尾巴，知道它们羽毛的样式和颜色。当我们在路上看到美丽的野花却叫不上名字时，他就十分丧气。
“每年1月，我们都去南方。我们缓缓而行，访问每一个村庄。我们去市场，赶集市。巴勃罗认为在集市上最能清楚地了解当地生活。他和买卖人交谈、调查，询问他们都制造什么样的工艺品，干什么活，挣多少，吃什么，读什么，说什么。然后，对这一切的回忆就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依据。
“巴勃罗的诗歌天地广阔，他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智利人都听过他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在剧院、广场、街头和市场到处朗诵。巴勃罗走遍四方，把自己的诗歌奉献给人民。
“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人民的苦难他看得见，摸得着。
“他在诗歌中歌颂平凡的东西：他赞颂卑贱者，使它变得高尚。他歌唱葱头、西红柿、洋蓟，歌唱面包、空气……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爱情诗人。歌唱自己爱恋的人时，他是那样的动情。当他歌唱大自然，歌唱河流、山川、飞鸟、花草树木，热爱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他在诗中歌唱整个世界。
“他热爱人民，为此他谴责独裁者，是他们剥夺了我们最起码的权利。
“他说：‘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我们肩负着安放新标志的责任。
“今天，他去世已经10年了。毫无疑问，我们仍然需要他，而他就在我们身旁，他活着，他在战斗。这不仅是因为他有政治才能，而且因为他有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性格，还有他的爱国主义，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刻理解。
“他具有人类的尊严，诗人和爱国者的尊严。他的心仍然在跳动，他的声音仍然在呼唤，他仍然在和我们一起战斗。
“非常感谢世界各地人民对巴勃罗表示的敬意。巴勃罗在和我们一起呼吁：
“不能再流放人！
“为什么要把我们美丽可爱的祖国变成一座大监狱？
“我们要求公开被捕者和失踪者的真相，结束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噩梦，它让智利人民受尽了煎熬。
“把祖国还给所有的被流放者！
“生活在自己的祖国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正像每个人都有权拥有母亲一样。怎么能想象竟然有人敢于剥夺人民如此神圣的权利。
“我们要求严惩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多少智利人遭受失业和死亡的威胁，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到处是在饥饿中挣扎的儿童。
“但是，他们已经奋起抗议，他们正直、勇敢、坚定，高举着旗帜和他们被杀害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画像。
“我向这些无比坚强的智利人呼吁：让我们的呼声融为一体，让我们手拉着手，团结起来。只有万众一心，我们才能有力量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才能赢得一个有面包、有工作、有正义、有自由的国家。
“我们必须和骗人的法律彻底决裂，正像巴勃罗所说，少数人穷奢极侈，而穷人却一无所有，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土地上搭窝棚。因此他们抗议，他们要工作，要面包。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流放、棍棒、监狱。而现在，又加上子弹。
“最后，让我念几行诗，这是《爱情十四行诗》第94首中的几句。对于我，它就是命令。巴勃罗在诗中对我说：‘如果我死去，你一定要坚强地活着，/用你纯洁的力量驱散阴霾和寒冷，/睁大你明亮的双眼走遍南方，/展开你银铃般的歌喉日夜欢唱。/但愿你永不停止欢笑，脚步永不迟疑，/但愿我留下的欢乐永不消逝。’
“……他热爱欢乐……
“因此，在此时此刻，我请求你们，不要以默哀一分钟来悼念巴勃罗，绝对不要！请你们给巴勃罗一分钟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谢谢！”
世界各地不断邀请马蒂尔德去参加各种纪念聂鲁达的活动。她收到了苏联的邀请，一艘巨型油轮将举行以“巴勃罗·聂鲁达”为名的命名仪式。尽管旅途艰难、路途遥远，马蒂尔德还是赶到了莫斯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里加港。不同寻常的是，同行的全是作家，其中有许多是聂鲁达生前的朋友，如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等。下了汽车，人们走上一架饰满鲜花的舷梯。舷梯顶端，矗立着聂鲁达的巨幅画像，四周缀满鲜花，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命名仪式，而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全体船员都守候在大厅里。原来只想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少数人参加，但船员们坚决要求全体参加，他们都热爱聂鲁达。
船长简短致辞后，就请马蒂尔德发言。该讲些什么呢？她决定讲聂鲁达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那就是，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聂鲁达，这个在智利南方偏僻小镇长大的青年，在他开始写诗时，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全世界所景仰的人。马蒂尔德为聂鲁达感到骄傲。她感谢人们对一位诗人所表达的崇高敬意。而这位诗人，如今正长眠在大地上一座最简陋的坟墓里。
命名式气氛热烈，人们情绪高昂。原定在下午6点起锚的油船，直到半夜还停在港口里。冰冷的海水不停地摇晃着巨轮，而船上却洋溢着温暖和欢乐。翻译感慨地对马蒂尔德说：“夫人，这样的场面，我还从来没见过！”而肖洛霍夫——他曾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聂鲁达的聚会——却回答：“这是自己人的聚会。巴勃罗就在这儿，他就是发起人。”船长兴奋地对马蒂尔德说：“你不知道，我们会感到多么骄傲！当轮船进港时，人们会问：‘返航的是谁？’我们的回答是：‘巴勃罗·聂鲁达返航了！’”当马蒂尔德离开苏联时，“巴勃罗·聂鲁达”号早已扬帆远航。“他”穿洋过海，走遍世界。就像当年那位老航海者继续出航和归来，他永远航行在大海上。
1992年12月12日，巴勃罗·聂鲁达和他的妻子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遗体从圣地亚哥总公墓迁出葬于首都以西70英里的黑岛。诗人辞世近20年后终于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葬在黑岛：
伙伴们，把我埋葬在黑岛上，
面对着我熟悉的大海，面对着
粗粝的礁石和汹涌的波浪，
……
海边土地上所有的湿润的钥匙，
都了解我的欢乐的每一个阶段，
都知道我愿意在这里，
在大海和陆地的眼皮之间长眠……
我愿意
被拖着向下，直至被狂野的
海风所冲击所粉碎的雨中，
然后从地下河的河道，
升向新生的深沉的春天。
在我的旁边给我所爱的人挖个墓穴，
等有一天把她埋下，再一次在大地上与我为伴。
——《后事》
他就在这里，永远和他的人民在一起，获得了永生：
不论怎样，男人或女人，旅行者啊，
将来，当我已不复存在的时候，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在岩石和海洋的中间，
在不安静的浪花的闪光里。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因为，我将无言地回到这里来，
没有嘴唇也没有声音，干干净净；
我要回到这里来，
为了变成奔腾的大海，
为了变成她的不羁的心；
我将在这里迷失，我也将在这里被找到；
在这里我也许将变成沉默和岩石。
——《我要回来的》
麻胶版画《聂鲁达和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