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浩渺大洋上的航行巴黎的“替身”
智利政府对聂鲁达的迫害在全世界激起公愤，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反应特别强烈。许多国家举行向诗人致敬的集会，出版他的诗集，伦敦《亚当国际评论》出版了聂鲁达专号。
1948年7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世界文化界大会上，巴勃罗·聂鲁达的同名朋友巴勃罗·毕加索发表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演说。他愤慨地说，他的一位朋友，他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中的一个，本应该也在这里参加大会，但是他却不能到会。这位杰出人物不仅是他的祖国智利、是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就是聂鲁达。他以美的形式为人类创造财富，他始终支持穷苦人的正义要求并为此而斗争。可是现在，他却横遭迫害，下落不明。毕加索强调指出，这是对我们全体文化界人士的挑衅，对此我们决不能容忍。他呼吁：
“以世界文化界大会的名义，向伟大诗人聂鲁达表达我们的支持和同情，向他致敬！
“到会的46个国家的500名代表，一致行动起来，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智利法西斯政府的卑鄙行径。他们竟敢迫害文化界最优秀的代表。
“强烈要求给聂鲁达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
毕加索的呼吁，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
1949年4月，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隆重开幕。这是世界文化名人聚集一堂的盛会。到会的有：法国的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著名诗人。、巴勃罗·毕加索、约里奥·居里约里奥·居里（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对核物理学有重要贡献。物理学家居里夫妇的女婿。；德国的安娜·西格斯、阿诺尔德·茨威格；美国的霍华德·法斯特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美国作家。、查利·卓别林查利·卓别林（1889—1977），美国演员、电影导演和编剧。在电影作品中创造了形式为喜剧性而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小人物”形象。、保尔·罗伯逊保尔·罗伯逊（1898—1976），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WE杜波依斯WE杜波依斯（1868—1963），美国作家。出生于贫苦黑人家庭，法学、哲学博士。；苏联的伊利亚·爱伦堡、肖洛霍夫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作家。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法捷耶夫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作家。曾多年担任苏联作协领导职务。、萧斯塔科维奇萧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联作曲家，人民艺术家。；南斯拉夫的I安德里奇I安德里奇（1892—1975），塞尔维亚作家。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郭沫若、萧三……到会的拉丁美洲代表有200人。其中有墨西哥的迭戈、里维拉、拉萨罗·卡德纳斯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墨西哥政治活动家。；阿根廷的安东尼奥·贝尔尼安东尼奥·贝尔尼（1905—1982），阿根廷拉普拉塔河流派画家。、路易斯·塞瓦内路易斯·塞瓦内（1910—1979），阿根廷抽象派画家。、阿尔弗雷多·巴雷拉；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胡安·马里内略；巴西的若热·亚马多；危地马拉的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1904—），危地马拉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的诗人。、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海地的雷内·德佩斯特雷；委内瑞拉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1908—1985），委内瑞拉诗人和小说家。和埃克托尔·波莱奥……
4月25日，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执行主席以一种特别的语调宣布：“现在，请最后一位演讲者上台！他是几分钟前刚刚到达的……他是正被追捕的逃亡者……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这时，聂鲁达戏剧性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这是他销声匿迹一年零两个月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立刻，全场一片欢腾，代表们全体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欢迎聂鲁达。激动的诗人做了简短的发言，似乎在为他来迟了而表示歉意。“亲爱的朋友们，”他说，“我来晚了，因为，我得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给你们带来了遥远大地上的人们的问候。正是我国的政治迫害使我认识到，人类的团结一致可以冲破一切障碍。”诗人对热情的欢迎者们朗诵了他的《一首献给玻利瓦尔的歌》。人们热烈地拥抱这位逃出智利独裁者残酷迫害的坚强诗人。
第二天一早，圣地亚哥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一条发自巴黎的消息：“被追捕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没有任何预告、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巴黎。他出席了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并做了演讲。他是怎样离开智利来到这儿的，的确是个难解的谜。”聂鲁达在巴黎公开露面的前一天，智利警察局长刚对报界郑重宣布：聂鲁达还在智利，就在他们的手心里，逮捕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法兰西快报的一位记者拜访了聂鲁达，告诉他，得知他在巴黎出现的消息后，魏地拉政府发表了“辟谣”声明，声称，在巴黎的那个自称是巴勃罗·聂鲁达的家伙是个骗子，是个替身。记者于是来找这位聂鲁达的“替身”，和诗人商量该怎么回敬魏地拉。
其实还真不能说魏地拉之流“造谣”，聂鲁达确实是当了一次“替身”。在阿根廷，他向正任危地马拉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外交官的老朋友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小说家、诗人。196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借到护照，凭着两个人相似的长相：长鼻子、丰满的面部和胖胖的身体，顺利地以危地马拉杰出小说家和外交官阿斯图里亚斯的身份，从阿根廷经乌拉圭到达巴黎。因此，从所持身份证看，到达巴黎的是阿斯图里亚斯，或说是阿斯图里亚斯的“替身”聂鲁达。当然，对色厉内荏、打肿脸充胖子的魏地拉独裁政府不能轻饶。于是聂鲁达告诉记者：“你就回敬说，我不是巴勃罗·聂鲁达，而是另一个写诗的智利人，为自由而斗争，也叫巴勃罗·聂鲁达！”
从此，诗人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流亡生活，并向新的海域扬帆启航。这位从不懈怠的航海者，在风浪中一程又一程地驶向浩渺的大洋。最早，他是特木科地方诗人；然后是首都圣地亚哥20年代大学生诗人；这以后不久，是智利国家诗人；再以后，随着诗人作品的传播和他本人的足迹所到之处，他的诗名逐渐扩大，超出了国界。首先是在阿根廷，然后是西班牙和墨西哥，并迅速扩展到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已成为“新大陆”的知名诗人。1949年，拉丁美洲评论界已公认聂鲁达是本大陆的第一位大诗人。但在欧洲，熟悉他的人还不多。在“旧大陆”这几年流亡中，诗人不仅为智利而且为世界人民的和平、自由而斗争。因此，人们认识了和平战士聂鲁达，也熟悉了他的诗。他的诗不但受到西班牙语读者，而且受到其他语种读者广泛而热烈的欢迎。
首先是在巴黎，聂鲁达受到热烈欢迎，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49年5月初，法国作协举行大会向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各国作家表示敬意。大会上聂鲁达朗诵了他刚刚完成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漫歌集》中的一篇《逃亡者》，然后由阿拉贡用法语朗诵全诗。犹如胜利的欢呼，诗人骄傲地说：
你那渺小的暂时的胜利，
多么凄凉！而阿拉贡，
爱伦堡，艾吕雅，这些巴黎的诗人，
委内瑞拉的
勇敢的
作家，还有许多别的人，别的人，
都跟我在一起。
而你，该死的人，
却只与埃斯卡尼利亚和库埃瓦斯，
佩卢乔诺和波夫莱特埃斯卡尼利亚等4人，均为贡萨莱斯·魏地拉的党徒。等等为伍！
聂鲁达是一个极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人，他总是生活在和谐友爱的群体之中。他到巴黎不久，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热闹团体。这里有西班牙的老朋友，墨西哥时代的老朋友，众多的拉美作家，再加上刚刚结识的新朋友们。聂鲁达从隐居和逃亡的孤寂中到了文明的大都市，他有许多话迫不及待地要对朋友们说，他也渴望着听朋友们海阔天空地谈。他的住处门庭若市，有时一天要接待10余次来访。但是他的航程并未终了，他又向新的海域起锚。
在这几年间，聂鲁达为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奔忙，操劳。许多国家：苏联、墨西哥、危地马拉、捷克、波兰、匈牙利、法国、印度、蒙古、中国、意大利、德国、丹麦等都留下他来去匆匆的身影。许多城市：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新德里、北京、柏林、卡普里……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去苏联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席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莫斯科人民艺术节，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到北京授予宋庆龄国际和平奖。在各地举行诗歌朗诵会，如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灵、热那亚、罗马、米兰都举行了诗歌朗诵会……
与此同时，聂鲁达的诗名也随着他漂洋过海，走出智利，走出美洲，走遍世界。他的诗集或诗选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匈牙利、美国、苏联、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阿根廷、印度、波兰、瑞典、巴勒斯坦、叙利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冰岛等国出版。不但有大语种译本，而且许多小语种也有了译本，如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朝鲜语、日语、越南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乌克兰语、葡萄牙语、乌兹别克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而且属于世界。
“新世界多么辽阔”
魏地拉独裁统治的迫害，迫使聂鲁达不得不于1949年2月24日穿越安第斯山南部密林，逃出智利，直到1952年8月12日才得以重返祖国。在这几年中，诗人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但他不是浪迹天涯、漫游四方的旅人，而是重任在肩，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的战士。正如1949年9月，出席于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时，他对记者所说：“我们受到了赞扬，这是我们拉丁美洲的骄傲”，“我们是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中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战士，这支军队必将阻止战争爆发。谁反对和平，谁就是与生活为敌”。
在这个时期里，聂鲁达到过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头一次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埋葬了他的梦想的黑暗中的祖国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在被战争夷成废墟、数千万人被杀害的大地上崛起的新世界。他与众多老朋友重逢在世界各地，又与许多新朋友结识在他乡异国。这位游吟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从前只能是梦中才会见到的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
对这部诗集，作者本人有过明确的评价。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诗人说：“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说实话，我是偏爱《葡萄与风》的，或许是因为它不被人理解，或许是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诗篇我才起步走向世界的。这本诗集带着道路的灰尘和江河的水滴；书中有我本来不认识，只是通过多次旅行才发现的人和异国他乡。”
《葡萄与风》由23个部分组成，除了前面的序和后面的尾声，主体分为21章，每一章又由若干首诗组成，内容相当丰富。如果说《漫歌集》再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业绩，是拉丁美洲的英雄史诗，那么，《葡萄与风》堪称是欧洲和亚洲已经获得解放和正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英雄史诗。特别是，诗人用相当多的笔墨记叙了他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活动以及访问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印象、观感。
诗人写出了对新世界热情的歌颂和由衷的钦佩：《新世界多么辽阔》。“我要叙述和赞美/我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所看见的/事物。”“要知道这里是/新事物无休止地产生的国土。”“苏维埃联盟是多么辽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它更辽阔。/它容纳着/最小的蓝色的花朵，/也容纳下了巨大的工厂。”“苏维埃国土的统治者——是人。/小小的，刚刚诞生出来的/人。/他名叫伊凡或者彼得……”“在这儿人将要歌唱和劳动，/劳动和歌唱，/因为他的富饶的国土/就是人们的创造。”“一切都是/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完成，/但在艰苦中却有着力量和欢乐。/而今天从海洋到海洋/伊凡继承了春天——/我正带着你在这春日的大地上行走。”“在这儿新的人/正在创造着新的自然。”“你那坚强的意志/能够使世界翻过身来。/哦，无边无际的土地！”“从此在我的眼睛里，/永远留下了你那珍贵的形象，就像留下了永无止境的/未来的春天！”脚踏着辽阔的俄罗斯大地，望着“伏尔加深暗色的河水在静静地流”，诗人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赞美这座象征着俄罗斯精神的英雄城市。
在《向中国致敬》一诗中，诗人热烈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盛赞：“巨人啊是那么高大，他一步一步丈量着/他的水稻，他的小麦，他的土地，他的家，/而世界各国人民都认出了他：‘你成长得多么的快啊，兄弟！’”“从大海到大海，从平原到雪山，/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你啊，中国：‘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诗人表达了美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美洲的人民”，“热带的穷人”，“玻利维亚的勇敢的矿工”，巴西的“宽肩阔膀的工人”，“巴塔戈尼亚无边草原上的牧羊人”，“都望着你啊，人民中国，/都向你致敬，并且同我一道，/给你的前额送来了这个亲吻”。
在《布拉格的谈话——献给尤利乌斯·伏契克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捷克文艺评论家、作家，捷克民族英雄。》这首分为9节的长诗中，诗人表达了对为人类进步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缅怀和崇高敬意。每当诗人走过伏契克曾在那儿受过拷问的房子：“我总是望着它，抚摸着/它的墙壁，在里面寻觅着回声，/声音和英雄的话语……”“而当你那死亡的悠长的时辰/已经在你生命的时钟上敲响——/你带着像健在时一样的光辉的欢乐，/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伏契克视死如归，正因为：“你——不是遗产，而是活鲜鲜的血液，/你不是记忆，而是持久的事业。”而像伏契克这样舍生取义的英雄，绝不止一个：“曾经有过很多人，/很多个伏契克，/生平一切都做得非常出色。”“伏契克的一代人，一种/默默无言地充满快乐的人！”“伏契克的一代人，像火一般燃烧，/正在战胜着那使人腐朽的死亡。”正是伏契克的一代人的奋斗、牺牲，赢来了今天：
我通过你，尤利乌斯·伏契克，
赞美那焕然一新的捷克斯洛伐克，
像你一样忠诚的儿子们的母亲，
大地的沉默的英雄们的母亲，
赞美那烟雾弥漫的玻璃之国，
葡萄串和麦穗，钢铁和人民！
还有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兄弟，他一直活在诗人心中。在缅怀捐躯者的时候，怎么能没有米格尔！《漫歌集》中就有专门献给这位牧羊人的诗篇《给在西班牙流放地被谋杀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在晚年——已是米格尔去世后30年了——写成的回忆录中，也专有一章献给他：《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而在《葡萄与风》中，在《西班牙》这首近400行的长诗中，有近300行是献给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
人们叫他米格尔，他是
奥里维拉河岸上的
一个牧羊娃。
……
他歌唱，
为了让牢门打开，
为了让自由在大道上畅行。
……
他将在地下
永远吟诗！
……
米格尔，在这儿，谁也没有忘记你！
……
要知道！
时间快到了，
你的风，人民的风将向他们
飞奔而来；
让伊巴露丽伊巴露丽（1895—1989），别名“热情之花”，西班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公开出现，
让他们听见
永生的西班牙的胜利的脚步声，
我们的西班牙的脚步声，而你
在这个时候，
哦，山羊的天使长，
你，在战争中牺牲了的牧羊人，
你，伟大的人民诗人，
你，我的儿子，将要在那些旗帜上
看见你的脸孔，
整个布满善良的皱纹。
你将要生活在我们的胜利中，
和你的人民一道复活，
同我们一道前进，从此
谁也不能够再让你离开
西班牙的亲密的怀抱！
流亡诗人还写出了他对遥远祖国的深切怀念：《在我的祖国正是春天》。10月，在北半球的欧洲，正是秋天：“今天——是一片金黄和红色的火焰，/而明天——是一望无垠，是白雪和洁净。”但在南半球的智利，10月，正是温暖“由北方走向南方，散发着清香”的春天，诗人渴望能回到祖国：
十月呀，春天呀，
把我带到我的人民那儿去吧！
看不见你们的男子汉和姑娘们，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用自己的肩头来负担起大家共同的希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作为一个旗手在前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在我们伟大斗争的行列里，
这面旗帜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现在它正传到了我的手上。
因此，诗人是多么急切地渴望返回他遥远的故土：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
什么时候，
你才能和我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
我才能和你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呀，
什么时候？
20年后，在夺去诗人生命的智利那场灾难性军事政变中，几千人背井离乡，流亡四方。这首诗曾使多少长年流亡他乡的诗人的同胞们读起来热泪盈眶：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诗人试图打破拉丁美洲那种世界是广漠的孤寂感，《葡萄与风》中充满了深刻的国际主义，作者构思这部诗集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诗人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走遍世界的旅人的惊讶、赞美，对友谊的感谢，甚至不是单纯的责任，他发现了大写的“人”和辽阔的新世界。聂鲁达对这个大写的“人”的英雄业绩的赞颂从《西班牙在我心中》开始，在《漫歌集》中得到发展，在《葡萄与风》中得以继续。这条轨迹划出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方向。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沿着这个轨迹创作的。
正因此，《葡萄与风》引来了不少批评。一位厄瓜多尔评论家说，这本诗集中，真正的诗不超过6页。他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针对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几乎是以同样的激烈憎恶《大地上的居所》，聂鲁达做了如下回答：“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也许，诗人在1972年4月纽约笔会上的发言说得更清楚明确：“政治斗争历来与诗不可分。人类的解放要通过流血，可是永远要通过诗歌来争得。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与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时代，人类的诗歌日益丰富多彩。”
“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
聂鲁达是乘着诗歌的翅膀进入苏联的。1949年6月，诗人第一次踏上辽阔的苏联大地，他应邀去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的诗却比他早10年就到了那里。还是在1939年，莫斯科就出版了《西班牙在我心中》，俄译者就是爱伦堡。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在1938年就已译成俄文在苏联传开。从那时起，聂鲁达的诗就被不断介绍到苏联，刊登在《新时代》和《文学报》上。西班牙内战让苏联人认识了聂鲁达，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上。因此，当诗人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就发现，人们对他已经非常熟悉。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苏联村庄，普希金几次来此小住，1824—1826在此处服流刑。1922年起为国立普希金博物馆，包括附近的三山村和普希金安葬地圣山修道院。，前去拜谒的聂鲁达和数千名身穿古老节日服装的农民，同众多的崇拜者们在树林中举行纪念会，聆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诗人似乎感到，周围的人群，满眼的树叶，正在生长新麦的广袤大地，都激动得在颤抖。忽然一道闪电在天边划过，接着是滂沱大雨。诗人觉得这场大雨像是跟踪他而来的，好像他又重新回到雨中的故乡特木科。特木科与米哈伊洛夫斯克虽然远隔万里，但却灵犀相通，息息相关。
聂鲁达轻轻地、缓步走进故居，来看望一个半世纪前被杀害的普希金：“他在彼得堡倒下了，胸膛里怀着那颗卑劣的子弹。”普希金的伤口使诗歌至今还在滴血。聂鲁达看见了普希金：
我看见了普希金；
他是那样的年轻，
他成了我的朋友。
他不能讲话，
我只好从书本上倾听他。
我在辽阔的苏维埃土地上行走，
一面观望着他，读着他的书本。
他用他那些诗歌为我揭示了
人们和大地的生活。
当他和我一道
在那些城市和草原的
自由辽阔的土地上空
飞翔，
在透明的空气中他是那样的透明，
笼罩着他面容的，
是像幻想一样的
宁静的自豪。
——《普希金》
聂鲁达满怀激情地读着普希金的诗，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认识俄国，更好地了解苏联。他买了一套普希金作品全集，有11册，还买了各种版本的普希金作品集。几年后，诗人向智利大学捐赠的那批书籍中，就包括这些从涅瓦河畔买到的珍贵书籍。
当诗人坐在庄严的纪念会大厅里，一种特殊的感觉传遍全身。当年在特木科，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借给他的俄国小说，是他和这个如此遥远的国家的第一次接触。这些小说，一直是诗人一生中最爱读的作品。转瞬光阴，多少年过去了，今天，他终于来到了这个从小就渴望认识的国家，脚踏在这块似曾相识的亲切的大地上，他终于如愿以偿！
27日，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艺术学校大礼堂举行晚会欢迎聂鲁达，大会由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主持。大厅里座无虚席，作家们，特别是诗人们参加了大会。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聂鲁达最好的朋友，正是这种朋友加同志的情谊成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之中有尼古拉·吉洪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1896—1979），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80），俄罗斯作家。曾任《文学报》主编、苏联作协副书记和书记处书记。、谢苗·基尔萨诺夫谢苗·基尔萨诺夫（1906—1972），俄罗斯诗人。、奥瓦季·萨维奇奥瓦季·萨维奇（1896—1967），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基尔萨诺夫后来曾多次访问智利，成为智利人民忠实的朋友，也成为聂鲁达的至交。他把聂鲁达的诗出神入化地译成俄文。聂鲁达对他极为赞赏，说他“和所有的苏联诗人一样，是个热烈的爱国者；美丽的俄语赋予他的诗以璀璨的光彩和悦耳的音响，通过他的生花妙笔，满腔激情的言辞瀑布般一泻千里地倾吐出来”。而奥瓦季·萨维奇则不仅是聂鲁达也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作的译者。聂鲁达称赞他：“不仅译得准确优美，而且充满了光彩照人的爱。”
晚会上爱伦堡作了讲演。他是聂鲁达《西班牙在我心中》的俄文译者和作序者。而聂鲁达则为爱伦堡的《消灭侵略者》的西班牙文版作了序。这部作品中的文章，在战争期间几乎每天都在苏联报纸上登载，成为射向法西斯的子弹。爱伦堡在发言中阐述了他为《聂鲁达诗集》俄译版所写序言的内容要点。这部诗集几天后就由苏联国家文化出版社出版。爱伦堡这篇序言也是一篇精彩的论文，它是苏联聂鲁达研究的开端。从此，聂鲁达研究成为苏联美洲文学研究家们的重点课题。他们发表的研究文章有数百篇之多。聂鲁达的所有作品几乎都译成了俄文，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苏联境内使用的其他多种语种，如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等。
聂鲁达参观了工厂、农村，把他的诗带进了厂房，带到了田野上。他为人民朗诵《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他的诗在工人农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他走着、看着，有时似乎在走神，好像对所参观之处兴趣不大。但不久，在他的诗中，就出现了他对所到之处出人意料的细致而又独特的描绘。他那看似怠倦的目光敏锐地捕捉着，以一种极有个性的视觉和方法观察、表现现实。
苏联人总爱向来访的外国客人问：“你想去哪儿？”当问到聂鲁达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西班牙一样，同在诗人心中。“热情之花”伊巴露丽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任何人能像巴勃罗·聂鲁达那样把西班牙和斯大林格勒融合为一。”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引用了聂鲁达的诗：
……还有那些背靠着墙壁被处决的西班牙人，
他们一齐询问，是不是斯大林格勒依旧活着；
还有那一列列被牢狱生活所折磨而深陷的眼睛，
它们用你的名字刺穿墙壁；
西班牙因你的流血牺牲而鼓舞起来了，
斯大林格勒啊，你曾经倾注你的心灵给西班牙，
当西班牙像你现在一样被英雄们的血所肥沃着的时候。
——《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
在这第一次苏联之行中，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斯大林格勒——这座诗人曾为之献上两首情歌的英雄城市是一定要去的。聂鲁达站在伏尔加河岸上，望着深暗色的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战争的炮火已经停息了4年，正是生机勃勃的盛夏，一座在废墟中崛起的全新的城市矗立在诗人面前。诗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
一切仿佛都很平常，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炎夏中的斯大林格勒，无数高楼大厦耸立，人们急急忙忙地赶去上班，狗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走着，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个信封在匆忙赶路……但是4年前，这里的一切都曾经倒塌过，躺在灰烬里，躺在战争的血泊里。是的，这儿的一切都曾倒塌过，但是除了“那些日子里的人，/苏维埃国家的兵士”，他们坚守着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每一幢房屋，与法西斯强盗进行了殊死战，争夺着每一米，甚至每一厘米的土地。于是，“在这儿，用鲜血夺回了/我们全部的生活/和我们全部生活的全部意义”。于是，就在这儿，“斫断了/那个紧紧地套住/历史脖颈的绞索”。
因此，才有了今天“这极寻常的太阳/照耀人们的和平生活——/胜利才踏着这神圣的土地的灰烬/来到了这儿”。
今天，这书本，这面包，
这早晨栽上的松树，
这充满阳光的大街
（它刚刚离开了那张
建筑家冒着战争风暴
绘制好的图纸），
这一旁走过的姑娘，
这只在阳光下、在灰尘中的狗儿——
这一切全都是奇迹，
是鲜血创造出来的奇迹，
是钢铁和党创造出来的奇迹，
我们的新世界的
奇迹。
这座英雄的城市“不是从地上/而是从人们心坎里修建起来的”。如今：
在这个夜里什么都有——明朗，月亮，辽阔，
纯洁和决心。
而在那高高的地方
是洋槐的枝条，
是绿叶和鲜花，
是准备着自卫的针刺，
是斯大林格勒的
伟大的春天，
是斯大林格勒的
永远不朽的芬芳。
辽阔的苏维埃联盟，英雄的苏联人民，就这样进入了聂鲁达的心中。从此，诗人成为拜访苏联的常客。特别是1952年12月，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奖评委后，去苏联就成为他的常规旅行。他和苏联作家们、和苏联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他所说的：“一看到苏联大地，我就爱上了它。”
“船长”与“罗萨里奥”
195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了一本奇特的、引人注目的诗集：《船长的诗》，未署作者姓名。它装帧精美，印数极少，只印了50册，得到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诗集一出现，就成了文学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中的热门话题，尽管真正读过它的人还不多。
第二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船长的诗》，大受欢迎。此后，又数次再版，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诗集上找不到作者姓名，但却有一篇书信式的代序。写信的日期是1951年10月3日，于哈瓦那。信是写给出版者的，署名是：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
信中写道：“我冒昧地把这些尚未公开过的诗稿寄给您，想您一定会感兴趣。我保存着这些诗的全部手稿，它们是在火车上、飞机上、咖啡馆里，在各种地方写成的。这些诗几乎是不加修改地写在各色各样的小纸片甚至餐巾上。这种爱，这次热恋，发生在有一年的8月，当时我作为演员，正在法国——西班牙边境的城镇巡回演出。他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战场，遗憾的是，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究竟是马丁内斯，是拉米雷斯，还是桑切斯。我只是叫他：‘我的船长。’”
到处都在谈论这位不知名的船长和他的诗。船长究竟是谁？人们在寻找，他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黑岛——聂鲁达就住在那儿。他的名字越来越紧地和这部诗集联系在一起。最后，“船长就是聂鲁达”，终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但是，诗人自己公开承认却是在10年之后。《船长的诗》动笔于1951年8月，是在布加勒斯特，然后，继续写于横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上，写于中国、布拉格、维也纳和瑞士，最后完成于意大利卡普里岛，它是献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的结晶”。
正如聂鲁达所说，这本以佚名方式出版的诗集“在生活中闯出了一条路，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它。现在，署上船长真名实姓的《船长的诗》自豪地走遍四方”。它的成功，没沾一点儿诗人名望的光。它全凭自身的价值，闯出一条路，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至于当初为什么要匿名出版，曾经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归结为政治原因：“党没有批准出版这本书。”对此聂鲁达本人做了明确回答：“但这不是真的，幸运的是，我们的党不反对任何美的表现。”“唯一的真相是”，“我不愿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德丽亚”，她“是我18年间的模范伴侣”。“这本充满突发的和炽烈的激情的书，会像块扔出去的石头那样击中温柔的她。”
1952年，墨西哥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他是得到第一版《船长的诗》的有数的知情人之一）画了一幅奇画，一张双头女士像。正面的是马蒂尔德，侧面的是“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一头和马蒂尔德一样的浓密红发披在两张脸旁。更奇的是，如果仔细看，在那头红发下，分明可以看出匿名船长——聂鲁达的面影。
《船长的诗》是一部奇特的爱情诗集，说它奇特，并不是因为热恋中的作者曾隐名埋姓达10年之久。而是因为，很少有人像这位“船长”诗人这样，依照爱情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爱情。
从智慧过人的古代智者所罗门所罗门，公元前965—前928年以色列—犹太国国王，大卫之子。他在位期间是国家强盛时期。他以智慧著称。传说圣经的某些篇章（包括《雅歌》）是他所写。，歌颂醇酒和爱情的阿那克瑞翁阿那克瑞翁（公元前550？—前465？），希腊抒情诗人。他写了5卷诗，歌颂醇酒和爱情。，还有萨福萨福（公元前612？—？），古希腊女诗人，写情歌和婚歌，她写过9卷诗。、奥维德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他写过各种爱情诗，包括《恋歌》《爱的艺术》等。，到后来的兰波、魏尔兰、贝克尔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诗人、散文作家。……都是随心所欲地把爱情分割成灵与肉两个方面。聂鲁达却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两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人“遗世而独立”的结合，它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世俗感情，它与人类复杂的生存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必然离不开对新生活，对正义美好的世界的追求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船长的诗》分为7章，共47首诗，这7章是：爱情；愿望；愤怒；生活；颂歌和萌芽；贺婚诗；旅中书。它们组成一部完整的爱情之歌。这支歌是诗人和马蒂尔德恋爱的记录，诗人说这本书“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马蒂尔德的爱、对智利的怀念和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家乡的强烈感情”。聂鲁达的第一个妻子是土生土长在爪哇的荷兰人，德丽亚是阿根廷人，而马蒂尔德却和诗人一样，是智利外省人：
你来自贫穷的南方，那是我的灵魂的故乡：
你的母亲依旧在天上跟我的母亲
一同浣衣。我为此选你做伴。
——《十四行情诗一百首》
有人试图把《船长的诗》与《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进行比较，寻找相似之处。这两部作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很大的距离。《船长的诗》写的已不是30年前那种年轻小伙子的爱情。船长已经扬帆远航了数十年，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停靠过多少个陌生的港湾。这只航船早就驶出了特木科、圣地亚哥，进入了浩瀚的大海。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经成为一个驰骋大洋、航向明确的干练船长。船长的爱与船长追求寻找正义和幸福的航程是合为一体的。
因此，他的心上人已不再是30年前那“伟大、丰盈、有魅力的女奴”，而是“女王”：
我给你起名为女王。
有人个子比你高，高过你。
有人比你更质朴，更纯洁。
有人比你更漂亮，比你更美丽。
但你是女王。
——《女王》（《船长的诗》）
他笔下也不再是当年“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的悲叹，而是急切的呼唤：
跟我走吧。
黑夜攀上山。
饥饿流入河。
跟我走吧。
谁在受难？
我不知道，但他们是我的人。
跟我走吧。
……
斗争会很艰苦，
生活会很艰苦，
但你会跟我走。
——《河山》（《船长的诗》）
最后一首诗是《旅中书》，它是一首告别辞，船长出航，奔赴新的战斗。
别了，但你仍然
跟我在一起，在我身体内
是动脉里流着的一滴血，
……
爱人，我在走向战斗。
……
请眺望海，因为我发光，
眺望夜，因为我航行，
我走了，却未曾离开你，
而海和夜都是你的眼。
尽管有艰难险阻，惊涛骇浪，但他们一定会重逢：
你会跟着我走，
那时刻我会等着你，
……
假如可恨的哀愁走来
敲你的门，
请告诉它我在等着你，
假如寂寞要你换掉
有我名字的指环，
就让寂寞跟我谈判，
告诉它我不能不离去，
因为我是军人，
告诉它此刻
我在雨水下
在火焰里
等着你，我的爱。
……
假如他们说：“那人
不爱你”，请记住
夜里我孤单的脚在找
心爱的那双甜蜜的纤足。
爱人哪，假如有人说
我已经忘掉你，即使是我讲的，
即使是我亲口对你讲的，
请不要相信，
……
但是我也不能
忘记我的同胞兄弟。
我在每一条街
每一块石头后面作战。
请用你的爱支持我：
……
读着这首诗，不禁使人联想到苏联诗人西蒙诺夫那首动人的《等着我》，尽管写诗的境况并不相同。西蒙诺夫当时是在卫国战争的前线，每天都有最亲近的战友在激战中倒下，随时都可能轮到他。他的诗，就是在那种严峻的情况下写成的：“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但是两首诗又有相同之处，两位诗人都把爱情与为正义事业而战联系在一起。
马蒂尔德没有辜负诗人的期望，她跟上了他的步伐，他们终于重逢了，重逢在共同的事业中。爱情支持着他们抵御了各种灾变。即使在失去了聂鲁达的艰难岁月里，马蒂尔德也坚强地斗争着，为完成诗人未竟的事业奋斗不息。
对于他们的恋爱史，聂鲁达和马蒂尔德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马蒂尔德才讲出了人们早就想知道的一切。而在1979年，当记者问到她是怎么认识聂鲁达的，她还断然回答：“无可奉告。”
他们相识于1946年，在智利弗雷斯达尔公园的一次音乐会上。聂鲁达记住了马蒂尔德的笑声，而诗人能看到人心底的目光使马蒂尔德永远难忘。这第一次见面是短暂的，但却是决定性的。
马蒂尔德登上了旅途，她要去美洲、欧洲一些国家巡回演出，她是个歌手。正像《船长的诗》代序的信中所说，她走遍城镇，以唱歌谋生。她曾在秘鲁拍过电影，还在阿根廷、墨西哥的广播电台演唱过。
聂鲁达则留在智利，与他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后来，他被迫转入地下，最后逃出智利，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走过了地球上不少地方。
1949年，聂鲁达和马蒂尔德重逢在墨西哥，从此，他们就再也不能忍受分离。
那是在1949年9月，诗人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会后他病倒了，卧床不起。每天都有许多朋友去看他，他的住处成了地道的文艺沙龙，总是挤满了人。就在这时，他见到一张“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脸，那动人的笑声也使他感到耳熟，一双灵巧温柔的手为他铺床，垫枕头，扶起他的头，按时给他吃药……他在哪儿见到过这双智利女人的眼睛。是的，这双眼睛也分明在说：“我们曾经见过面。”她，就是马蒂尔德。
马蒂尔德出生于智利南方以陶瓷制品闻名的小城契扬，毕业于圣地亚哥艺术学校，学的是唱歌。她曾在一些国家巡回演出。那年，她正好居留在墨西哥，在那儿办了一个音乐学校。现在，歌手成了志愿护士。好给人起别名的诗人称她为“罗萨里奥”，并把这个名字写进了《漫歌集》等诗集中：“和平应该属于/我这只愿意书写罗萨里奥的右手。”（《伐木者醒来吧》）但在那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名字的真实含义。这是一次生死恋，它在1949年扎下根，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聂鲁达去世。准确地说，应该是直到马蒂尔德也追随诗人而去的1985年。
聂鲁达1955年与德丽亚正式分手，在这之前的五六年间，他不得不过着双重生活。马蒂尔德几乎成了旅行家，她和聂鲁达——德丽亚夫妇总在进行一种“平行”旅行，她总在他们附近，经常与诗人暗中相会。
诗人是个忠实的情人，他几乎天天给马蒂尔德写诗。她把这些写满诗的、大小不一的小纸片都珍藏在一个镶嵌着珍珠的精致小木匣里。他们的爱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秘密，他们十分小心地护卫着它。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能找到机会见面。但是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卡普里岛度过的，他们称之为“难忘的时光”。对它的美好回忆伴随了他们一生。那里芳香四溢，遍地鲜花，天空碧蓝，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就是在这个美得令人陶醉的地方，意大利历史学家欧文·切里奥出于对本国政府曾强令聂鲁达离开意大利的愤慨，为诗人和马蒂尔德提供了自己的别墅。他们第一次一起生活在一座房子里，在甜蜜的爱情里“蛰居”。
聂鲁达与马蒂尔德
聂鲁达与马蒂尔德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到达卡普里岛的。高峻的海岸，白色的房子，窄窄的小街，静谧的夜……一辆精巧的马车载着他们，飞快地奔向盼望了那么久的“家”……这一切，恍如梦境。有个家，对于一般人，不是难事，但对于他们，却真是“来之不易”，让人竟然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终于到家了！一所漂亮的白房子，门开着。一张和善的脸，一声热情的“欢迎”把他们迎进门。桌上，摆着盛开的鲜花，精致的小卡片上，写着一行工整漂亮的小字：“献给马蒂尔德。欧文·切里奥。”大壁炉里，火花欢快地飞溅着，炉火熊熊。一位长者站在炉旁，高大、睿智，仪表堂堂，穿一身白衣服，“如同童话中描写的一尊神明爷爷”。这就是欧文·切里奥。他笑着迎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这儿就是你们的家！”这句听来平常的欢迎词让他们非常感动：终于有了一个家，多少年的梦想今天成真。
冬天的卡普里岛非常清静，和挤满游人的夏天大不相同。这儿的居民已经听说了聂鲁达曾被意大利政府驱逐的事儿，他们为他抱不平，同时也很想认识认识这位著名诗人。因此，第二天一早，当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走进切里奥称之为上帝的杰作的广场，人们纷纷迎上前去向他们问候，对他们表示热情的欢迎和真诚的同情。在这儿，再没有人跟踪他们，他们像是获得了解放。卡普里人的厚道、慷慨、诚挚，使这两个浪迹天涯的旅人感到温暖、安慰，有一种回到自己人中的安全感。从登上这个小岛那一刻起，他们就爱上了卡普里。
他们逐渐熟悉了这里的居民，学会了这里特殊的生活方式：在岛上买东西不用付现钱，东西都送到家里，月底结账。这真是一座美丽而神奇宛如世外桃源的小岛，唯一让他们失望的是那儿的海滩。当他们漫步在海边，诗人若有所思地说：“这海要是有浪翻腾咆哮就美了！你看，它太平静了，连拍打着海岸的浪花都是悄无声息的。而且，闻不到海的气味。”他一定是又怀念起黑岛那汹涌澎湃的波涛了。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片高耸的礁石，那儿的海水扑打着礁石，翻腾着浪花，吸引了他们。他们久久地凝视着那与遥远故乡相似的大海，不忍离去。在这片礁石上，他们拍了不少照片。
不久，一桩喜事临门，马蒂尔德怀了孕。在拿到医院检查结果那天，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他们去餐馆吃晚饭，又笑又唱，喝了不少岛上自产的酒。那酒清醇，平和，好像劲儿不大，但实际并不如此。很晚了，他们才作为最后的客人离开餐馆。走到家门口，却进不去，钥匙不见了。诗人摸遍了口袋，马蒂尔德倒空了皮包，一无所获，马蒂尔德要再摸摸诗人的口袋，她记得是他拿着钥匙。但他说：“不必了，我已经找过两遍了。”他们不得不找了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马蒂尔德一睁眼，就见诗人一只手伸到她面前，手上是那把失踪了的钥匙。原来它就在他口袋里，可惜他今天早上才摸到。他们是乐昏了头，那家酿美酒大概也帮了点儿倒忙。
这个孩子将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要当父母了，聂鲁达提议，等月亮圆的时候，他们要举行婚礼，请月亮证婚。为此，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定做的结婚戒指不久就送到了，上面刻着：“卡普里，1952年5月3日，你的船长。”结婚礼服也做好了，是用卡普里本地织的绿色条纹布料做的，上面镶着一条条金线。选定的日子到了。他们起了个大早，马蒂尔德下厨房准备吃的，诗人负责装饰房间。当她走出厨房，不禁惊喜地站住了：房间里挂满了鲜艳的花朵，翠绿的树枝，还有各种颜色的纸片，上面用大号字写着：“马蒂尔德，我爱你！”“我爱你，马蒂尔德！”她感到非常的幸福，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夜色降临了，一轮皎洁的明月升上天空，她准时应邀来参加婚礼了。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走到平台上，她那绿条纹的结婚礼服在月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们沐浴在温馨、恬静、梦幻般的夜色中。诗人仰望夜空，向高悬的明月，郑重地请求，请她为他们证婚。他对月亮说，他们不能在人间结婚，尘世不承认他们的婚姻。但是她，热恋的诗人们的缪斯，会为他们证婚，这婚姻比凡间的婚姻更为神圣。然后，他低下头，握住马蒂尔德的手，为她戴上结婚戒指，郑重地说：“你要永远戴着它。”他让马蒂尔德仔细瞧那月亮，他断言，“月亮的嘴在动，她在为我们祝福！”
他们手挽着手，唱着婚礼进行曲，庄重地缓步走在厅里。然后，他们唱起歌，跳起舞。天上的明月透过窗子望着他们，她也张着嘴在笑。他们斟满酒，举杯邀明月，和他们一起痛饮。多么美的月光！多么幸福的夜！当第一线晨曦照进窗里，他们大吃一惊：新婚之夜竟然如此短暂！
这以后，他们曾参加过不少朋友的婚礼。但他们断定，哪一次婚礼也没有他们这次由月亮证婚和祝福的婚礼这么幸福，这么美满。那一夜像神圣甜美的梦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许多年后，聂鲁达解除了与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的婚姻。于是，他和马蒂尔德在1966年举行了世俗的婚礼。这次庆典邀了众多客人，拍了不少照片，大宴宾客，人们为他们敬酒祝福。但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婚礼是那一夜，在卡普里岛上月亮为他们证婚的那一夜。卡普里之夜，犹如不可能再重现的梦，让他们终生难忘。
在那美得醉人的岛上，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诗人的创作也获得了丰收。
每天早晨，聂鲁达在书房里埋头写作，下午，马蒂尔德把写好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就是在这儿，聂鲁达完成了他的许多诗篇，他一天也没停过笔。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船长的诗》就是在这儿定稿的。《葡萄与风》中的许多诗，也是在这儿写成的。有些聂鲁达研究者，曾认定诗人所描述的卡普里岛实际是黑岛。这是因为有很多年，卡普里之行一直是诗人——“船长”和马蒂尔德——“罗萨里奥”两个人的秘密。
夏天到了，游人开始上岛。诗人和马蒂尔德在卡普里戈里街另外找了一处他们能租得起的小房子。夏天，切里奥的别墅肯定是要出租给游人的。
他们决定邀请一些朋友举行一次聚会，一是和切里奥宽敞美丽的住宅告别；二是庆祝诗人最后完成了他致中国的一首长诗，这首诗收在《葡萄与风》中。为了迎接客人，诗人的写字台挪了个地方，台上放满诗稿，台下有装满本子的纸筐。
客人们如期而至，有作家、诗人、画家、演员，人数不断增加，别墅里热闹非凡。一盘盘炸馅儿饼穿梭不断地从厨房往外端，尽管有3个人掌勺炸制，可是仍然供不应求。对于客人们来说，这馅儿饼颇有异国风味，谁都想多吃几个。
每次聚会，聂鲁达总有办法使气氛活跃，人人愉快，这成了他的特点。他总能让聚会充满生气，充满欢笑和情谊。这一天过得真快活。
第二天，诗人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工作，突然发现一部分诗稿不见了。他们找遍各处，甚至去了垃圾场，但终于彻底失望了。关于中国的那一章全部不见了，那一章特别长，而且写得特别精彩。诗人很懊丧，这么长的诗，重写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蒂尔德很内疚，觉得责任在她，没保存好诗稿。这是她与诗人共同生活中的第一次严重失误。她非常珍惜这种生活，一直精心安排，想使它完美无缺。
找到原稿是没有希望了，马蒂尔德建议诗人重写。“写出来也不会是原样了，”他说，“不可能照原样重写出来的。”但是，除了重写，别无他法。诗人终于重新写出了这首诗。但他们总在想，那份原稿是什么样的呢？
诗人和马蒂尔德经常从卡普里去那不勒斯。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那儿的智利领事正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她热情地欢迎他们，请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她这么做，还真算得上是“玩忽职守”。因为智利外交部向其所有驻外使馆、领事馆下达了禁令：“不许接待逃亡国外的巴勃罗·聂鲁达。”接到这样的命令，加夫列拉禁不住笑了。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从智利发来命令，禁止我接待聂鲁达。他们真是看错了人。要让我对这位朋友，对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人闭门不纳，那我宁可去死。何况，他是一个被迫害的智利人。我也曾横遭迫害，被报纸和杂志扫地出门……这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应该有勇气说真话……”
马蒂尔德由聂鲁达陪着，第一次游了威尼斯，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一周。第一天的一大早，他们兴致勃勃地去一个咖啡店吃早点，胃口大开地吃了不少。然后他们离座而去，手挽着手，准备徒步游览威尼斯。
突然，一位先生怒气冲冲地拦住了他们，这人的双手、两眼、嘴巴协同作战，把他们狠骂了一顿：你们没付饭钱！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先是一愣，然后他们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在卡普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吃完就走，忘了在威尼斯却是要付现钱的。这两位蛰居卡普里忘了大千世界惯例的“岛民”从此就成了这家咖啡馆的常客，而满面笑容地接待他们的也总是这位先生。
诗人和马蒂尔德坐着平底小船在河里漫游。船夫们和善而健谈，他们很乐意和游客聊天。这些人相当聪明，能猜出哪些是相伴的恋人，于是，就特意把船划得很慢，很慢。
跟聂鲁达在一起，就像随身带了一本小百科全书，他简直是无所不知，所有高大建筑物的名字，他全叫得上来。当时，正逢两年一度的联欢节。他们大饱眼福，欣赏了威尼斯最为壮观的盛景。
后来，他们又不止一次地去过威尼斯，但最难忘的，却是这一次。
夏天到了，卡普里，这个迷人的小岛，完全变了样，到处挤满游客，满耳是喧声闹语，人们来去匆匆。几乎没有人再关注这个芳香四溢的小岛本身：它那遍地的鲜花，清新的空气，柔和的轻风，还有闪烁在碧蓝天空中的明朗阳光。
诗人和马蒂尔德每天去散步，总要一直走到小岛的尽头：采摘鲜花，收集花籽。可是现在，这却成了问题。游人们到处打听岛上有什么可看的。他们得知一位著名的智利诗人正住在这儿，于是，纷纷登门拜访。诗人和马蒂尔德不得不离开卡普里，迁到一个没有游人光顾的僻静渔村：圣安黑洛。
卡普里的生活到此结束了，但对它的美好回忆却伴随了他们一生。慷慨好客的卡普里人，平静的大海，怒放的鲜花，明朗的阳光，爱情，友谊……
圣安黑洛是个小海湾，那儿有几处很浅的海滩。就在那儿，马蒂尔德发现“船长”竟然不会游泳。她很高兴：她总算可以教诗人学点儿什么了！于是，先教他浮水，然后陪他游。但她得时刻提高警惕，免得上当受骗：诗人常常耍滑头，用一条腿撑着地走，看上去就像是在游一样。他从小不好运动，但这次却迷上了游泳。当学会挥臂划水时，他高兴得像个大孩子。的确，“船长”怎么能不会游泳呢？！他们天天去游，一天不落。
诗人与警察
我们——是从警察局来的。
您从哪儿来？
您是什么人？
您要到哪儿去？
您父亲是谁？兄弟是谁？
在最近七个晚上
您是跟谁共宿在一起？
——《意大利》（《葡萄与风》）
流亡期间，聂鲁达曾在意大利小住。他称那段时期是“难忘的时光”。那里的一切，都在慷慨的赐予：鲜花、阳光，友谊、爱情。但是，除了这些令人愉快的，还有让人厌恶的：无处不在的警察。诗人成了他们跟踪的重要目标。
聂鲁达走遍欧洲，但他不是游客，而是战士。他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不倦地揭露、谴责独裁统治。这让远在万里之外的魏地拉坐卧不宁，他通过智利驻外使馆要求意大利、法国等政府限制诗人的活动，直至把他驱逐出境。诗人不得不继续与警察打交道。
在威尼斯，盯梢的警察与诗人相距仅两米远。在那不勒斯，警察通知诗人必须当天离开意大利。这两桩事情，和它们喜剧式的结局，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和《意大利》一诗中已有详尽而精彩的描述。实际上，这并不是仅有的两次。正如诗人所说，他到处都碰到警察跟踪，“甚至在做梦和喝汤的时候”。
一次，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由那不勒斯乘火车去威尼斯，途经波伦亚。18世纪智利有位爱国学者莫里纳胡安·伊格纳西奥·莫里纳（1740—1829），智利长老、自然科学家。长老曾被流放到这里，并在这儿与世长辞。一上火车，诗人就对马蒂尔德动情地讲起这位不寻常的爱国者的苦难经历、英雄业绩。亲身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和艰辛的聂鲁达对莫里纳长老十分崇敬。
火车一进波伦亚站，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就走出包厢，俯身守在过道车窗前，想好好看看这座莫里纳长老度过最后岁月的城市。忽然，站台上有人在呼叫：“聂鲁达！”他们抬头一望，只见一辆汽车正停在车窗外。车上跳下一队人，迅速地分头跑向各节车厢。
与警察周旋多年，颇有经验的聂鲁达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他对马蒂尔德说：“警察在找我们。你回包厢去，我留在这儿。”马蒂尔德马上抽出随身带在包里的围巾，把一头红发遮了个严实。她走进包厢，坐到一个正入迷地看书的年轻人对面。她一边和年轻人拉话，一边掏出口红，仔细地抹起来。正在这时，有两个人走进包厢。他们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年纪很轻，个子挺矮，戴一副近视眼镜，和聂鲁达相去甚远。对马蒂尔德，他们却没看一眼。一会儿，这两人下了车。聂鲁达一直脸朝外俯身守在窗前，没人注意到他。他们要寻找的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
汽笛声响，火车起动。诗人目送着那伙人下了火车，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回包厢。“全靠莫里纳长老保佑。”他说。确实，如果他们不是为了要看长老生活过的城市而走出包厢，准会被上车搜查的人认出来。
甚至在马蒂尔德单独行动时，也因为聂鲁达的关系，不得不“享受”警察的特别“关照”。那是在那不勒斯，马蒂尔德的朋友萨拉送她上火车去罗马。临上车时，萨拉悄声告诉她：“不会出什么事的，有人‘护送’，有两个警察跟着你。”看到她一脸惊慌，萨拉安慰说：“他们把你当成共产党倒也不坏，他们因此会更尊重你。”火车开动了，马蒂尔德像被钉在了座位上，一动也不能动。每当她起身走动，警察也必定跟着站起来。
当马蒂尔德和聂鲁达在瑞士重逢时，她对诗人讲述了他们分手后自己极不顺利的卡普里之行。遇上风暴，她坐的驳船几乎被大浪打翻。而当她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地回到栖身的海滨小旅馆时，等待她的却是警察，他们追问“聂鲁达去哪儿了”，她回答：“两天前就离开了意大利。要想知道详情，可以去问那个警察：他紧跟着聂鲁达上了汽车，而且会一直奉陪到边境。”真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警察跟踪，即使是马蒂尔德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既然聂鲁达是共产党，马蒂尔德还能不是共产党？
聂鲁达平静地听着马蒂尔德愤愤不平地述说，这些让她感到气愤的事情，他早已习以为常了。他告诉马蒂尔德：战前，在西班牙，他被当成是共产党，因为他的朋友们是共产党员，而他和他们一起战斗。战后，他回到智利，继续为正义而战，又被登上共产党要人的黑名单。既然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共产党，“那我就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于是，他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始终是个优秀党员。他应该而且必须这样，只要活着，就要以诗歌乃至生命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马蒂尔德也许曾经对政治一无所知，但自从和聂鲁达生活在一起，她就成为诗人同甘苦、共患难的伴侣和同志。在《船长的诗》中有一首《战士的爱》：
你将磨穿鞋底，
但是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只能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
擦亮这杆枪，同志。
1952年，返航回智利的日子终于盼到了。诗人和马蒂尔德买好了船票，他们将在法国戛纳乘“朱理安·恺撒号”回国。启程的前一天，诗人建议去附近的毕加索的小村瓦加乌里斯瓦加乌里斯，法国的小市镇，以生产陶器著名。大画家巴勃罗·毕加索晚年定居在这儿，从事绘制陶器的艺术。吃晚饭。他说：“当年我流亡到这儿时，毕加索待我就像亲兄弟。”“他给我一把自己书房的钥匙，以便我随时出入。有一次我打开房门，见他正在画那张著名的《和平鸽》。他已经画了上百张，但还在画，一直到画出自己满意的那张为止。他真是一个可敬的不知疲倦的画家。”
诗人的回忆，使马蒂尔德联想起两件事，是她从保尔·艾吕雅那儿听来的。诗人好奇地追问是什么事？头一件是：一天，聂鲁达和毕加索在瓦加乌里斯的一次宴会上，人们团团围住他们要求签名，让人感到厌烦。于是诗人悄悄对毕加索说：“你签聂鲁达，我签毕加索，肯定没人发现。”他们就照此办理，果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其中的奥妙。两位签名者乐得像淘气的孩子。
另一件是：他们俩不惹人注意地走进一家餐馆，点了菜。一会儿，一只鸡端上桌子。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位摄影师，对着他俩咔嚓一声按下快门，然后，又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毕加索生气地站起来要去追，诗人却拉住他劝道：“坐下吧，坐下吧。也许，他只不过是想照下这只鸡而已。”
回忆起这些往事，他们开怀大笑。饭吃完了，但兴犹未尽。他们去逛瓦加乌里斯的街巷，边走边唱智利国歌：就要回祖国了！真让人感到幸福。他们绝不会料到，第二天竟会遇到那么大麻烦。诗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甚至想到，马蒂尔德恐怕要误船了，我大概也上不了船。过了很久我还一直觉得，那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航运公司。一个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人朝聂鲁达走去，这是保尔·艾吕雅。他听说聂鲁达在这儿，特来邀他去吃午饭。毕加索、艾吕雅的夫人，还有智利画家内梅西奥·安图内斯夫妇等人正等着。马蒂尔德躲开了，她不想让艾吕雅看见。她和诗人本打算不惊动任何人，一起回国。当时，他们的爱情对大多数人还是个秘密。
艾吕雅走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诗人对马蒂尔德说：“你最好也去，就说咱们俩是正巧在这儿碰上的。”马蒂尔德大笑起来，这真是3岁小孩儿的傻主意，谁会相信呢？最后商定还是诗人一个人去，下午4点上船前两人在海关碰头。他们按时到了海关。朋友们要一直送诗人上码头，但被毕加索挡了驾，他假说聂鲁达还要去他的画室。这个巴勃罗一直缠着诗人让他讲讲马蒂尔德，于是诗人对他的同名人描述了马蒂尔德的头发、眼睛，他们的生活。毕加索听着，神情越来越严肃。最后，他感慨地说：“要理解这一切，实在不容易。”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过了海关，一切顺利。载客上轮的小艇就要到了。就在这时，响起了广播：“聂鲁达先生，请到边防检查站来！”他们默然相对，愣了一会儿。然后，聂鲁达微笑着走了。忽然，在等着上船的乘客中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是特意为了让大家都听到，这声音相当大：“这是个共产党，煽动家。我知道他，我是智利人。”她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比头一个声音要响亮得多：“你真不知羞耻，夫人。身为智利人，你竟然辱骂最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我是乌拉圭人，但我们都热爱这位所谓的煽动家！”谴责声越来越多，头一位夫人再没出声，她是个坐头等舱的乘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船，只剩下马蒂尔德了。一个小伙子走过来对她说，聂鲁达让她先上船，他随后就到。马蒂尔德不信任地望着小伙子。“不，”她回答，“不见巴勃罗，我不上船。”最后一只小艇要开了，人们朝她喊着，让她快上船，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她眼前一亮：前面，就在不远的海面上，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人高举着一条白围巾，像挥动一面旗帜。“是巴勃罗，我的巴勃罗！”马蒂尔德立刻跨上正要离岸的最后一只小艇。警察局的小艇正送聂鲁达上大船。于是，两只小艇并排向海上驶去。
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马蒂尔德看得出诗人非常难过，他受到重创。聂鲁达凝视着大海，凝视着即将远去的港口，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我非常难过，我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叫我去就是为了通知我。”警察相当客气，抱歉地说这是奉命行事，并允许他发表声明。在驱逐令上，聂鲁达写道，他一直热爱法国，为宣传法国文化他曾竭尽全力，今后，他仍将一如既往。“最后，”他说，“警察请我签字留念，多可笑！”
船启航了，诗人仍然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甲板上，凝视着远去的海港，以深沉的悲哀，与他所热爱的法国告别。